但这种对投资构成的下行压力，会衍生出一项更为关键的后果。首先，中国推进技术升级、跻身全球技术引领者行列，根本上取决于将研发创新转化为新产品的实际能力。正如拙文《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当心被部分媒体呼吁的政策干扰》所详述，关于创新存在一个普遍误区，即认为仅凭一个好创意便能改变经济。然而，无论是自马克思以来的经济理论，还是国际实践经验均表明：唯有真正落实到固定资产投资之中，创新才能对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因此，美国ICT革命之所以产生深远影响，并非始于通用计算机设备的问世。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所指出的，当时计算机技术并未带动生产率提升，生产率增速反而在放缓：“生产率增长在放缓，而非加速。你可以在任何地方看到计算机时代的影子，唯独在生产率统计数据中看不到。”【1】

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美国掀起一股强劲的计算机及ICT固定资产投资浪潮，美国经济才真正开启转型进程。美国学者戴尔·乔根森，是研究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初美国经济加速增长期的重要学者，如他所言：“1995至2000年间，美国GDP增长加速与通胀率下降这一反常组合，在经济学界引发了激烈争论……如今学界已形成共识：信息技术是理解美国GDP增长复苏的关键……IT投资正是此次复苏的主要驱动力。”【2】

如今，中国研发支出占GDP比重虽远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也超过七国集团中的三个经济体，但仍低于美国。据经合组织最新数据，中国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为2.5%，美国则为3.5%。鉴于研发支出的瓶颈在于培养训练有素的研究人员，而非单纯的资金投入，中国只能逐步缩小与美国的差距。但就固定资产投资而言，中国相对于美国仍具显著优势。

根据最新国际可比数据，中国固定投资总额占GDP比重为39.9%，美国则为21.7%。而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数据，就扣除折旧后的固定投资净额占GDP比重而言，中国为15.8%，美国仅为5.1%。

换算为具体金额，意味着中国年度投资总额远远超过美国——中国年度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为7.4万亿美元，美国则为6.2万亿美元。根据最新国际数据，就固定资本形成净额而言，中国领先优势超过美国2倍——中国2.8万亿美元，美国1.2万亿美元。这意味着，在许多领域，中国已具备比美国更快地将研发创新转化为固定资产投资的能力，进而能够更高效地提升生产率并推进技术升级。这也推动中国成为电动汽车、可再生能源、无人机、人工智能等一系列领域的全球引领者。

若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和/或增长率下降，则将丧失这一将创新转化为技术升级的优势，特别是在中国研发支出占GDP比重尚未赶上美国的情况下。简而言之，因利润挤压导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已对中国的技术升级产生负面影响。

中国R&D占GDP比例，与美国相比仍有差距。在此背景下，如果利润减少导致研发支出减少，会对中国技术升级产生负面影响世界银行

除直接冲击外，利润挤压还会削弱刺激政策的效果，产生显著的负面效应。要厘清这一点，有必要纠正部分媒体在投资与消费本质属性上的认知混淆。

投资既是需求侧的一部分，也是供给侧（生产端）的一部分。根据定义，投资不仅是需求侧的组成部分，也是生产/供给投入。增加投资支出不仅会直接增加投资商品和服务需求，还会增加总供给和生产能力 。因此，增加投资必然是同时增加需求和生产/供给。

但是，根据定义，消费并非生产/供给投入——如果某物属于生产投入，那么根据定义，它就不算作消费。因此，消费天然作用于经济的需求侧，却不会自动引致供给增加。只有当需求扩张带动产出增长时，供给才会随之增加。

这就是“消费贡献了GDP增长的70%”或“消费对2025年GDP增长的贡献率达60%”之类说法，具有危害性且误导性的原因。根据定义，消费并非生产投入。因此，它对生产增长，进而对GDP增长的贡献始终为零——如果某物属于生产投入，那么根据定义，它就不算作消费。

正是在这一问题上——即便人们正确承认消费不属于生产投入——仍时常出现认知偏差。部分媒体的隐含假设是：需求扩张必然会引致供给自动增加。但这显然有误，且该谬误恰恰与利润问题直接相关。在市场经济中，生产以追求利润为根本目的；若需求增加无法带动利润增长，企业便缺乏扩产的动因。

认为生产发生是因为人们可能想要某种东西或它可能有用，这是对市场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天真乌托邦式浪漫看法。市场经济中的生产，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只有在有利可图时才会发生。需求增加对生产/供给的拉动程度取决于经济的盈利水平。如果利润较低或利润没有增加，那么需求增加只会导致通货膨胀，即价格上涨，而不是产出增长。这是在实体经济中经常遇到的事实情况——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体所发生的臭名昭著的“滞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这便是部分媒体在理解需求作用时常见的两大根本性谬误之一。

其二，是将需求简单等同于消费。此类混淆堪称“低级”——即便在中学（更不用说大学）经济学课程中，也应能清晰辨析：国内需求包括消费和投资。然而，部分中国媒体却屡屡将提振内需窄化为提振消费。在基础经济学考核中，此类认知偏差足以导致挂科，却频频见诸部分中国媒体的报道之中。

现从国内需求的两大构成——消费与投资——的角度，剖析上述逻辑的实际后果：若在盈利充裕或持续上升的阶段推出消费刺激计划，需求扩张确有可能带动供给增加；但若处于盈利偏低或盈利下滑的区间，则未必会引发产出增长，因为消费仅能对供给侧产生间接影响。由此，利润挤压势必削弱消费刺激政策的效果。

在市场经济框架下，民营企业从事商品与服务生产，本质上仍以逐利为根本导向；尽管这一逻辑在短期内对国有企业并不绝对适用。因此，还需考察政府择机出台经济刺激政策、扩大政府投资（如基础设施投资）的特定条件。虽然国有企业长期须实现盈利，但其在短期内进行投资决策时，对短期利润率的敏感度较低，独立性更强。换言之，政府投资可由国有企业依据政策优先级来部署。这意味着在纯粹基于短期利润的考量上，政府投资具备更高程度的自主空间——如前所述，这正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依托庞大的国有企业，得以拥有比资本主义经济体更强有力的逆周期调节工具的原因之一。

然而，还需考量投资扩张对经济其余部门——尤其是民营企业——产生的连锁效应。若民营企业利润率偏低或持续下滑，则政府投资刺激计划可能不会导致民间投资显著增长；反之，若民营企业利润率处于高位或稳步攀升，则其更有可能对国有企业的刺激举措作出正向响应，扩大生产与投资规模。

因此，政府投资（如基础设施投资）加码的直接效应并无二致——投资增量本身是相同的。但其间接的、外溢的连锁效应却大相径庭。若私营部门盈利水平高企或持续攀升，则将在民营经济等其他板块催生强劲的正向“连锁反应”，即刺激效应会广泛传导至国民经济各领域。反之，若盈利偏低、下滑或遭受挤压，则其在私营部门及其他经济板块的连锁效应将极为微弱，刺激政策难以实现有效的乘数扩散。

这在当前形势下具有非常实际的后果。今年1—2月，基础设施投资一度大幅提速，同比增长11.4%。但这是一项短期刺激措施：基础设施投资累计增速由1—3月的8.9%回落至1—4月的4.3%，上半年更转为同比下降2.4%。如前所述，同期工业利润虽有所回升，但这是建立在长期低速增长乃至下行、且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持续受挤压的基础之上的。鉴于此，预计本轮刺激措施的连锁效应将明显弱于以往周期。

正因如此，笔者坚定支持中国持续推进基础设施投资。“中国基础设施已然饱和”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中国人均基础设施存量远低于美国。而基础设施投资刺激除具备长期正向效应外，本身就是拉动经济、且决策成本较低的迅捷手段。此外，此举须辅以提升企业盈利能力的配套举措。换言之，年初该领域的改善势头亟需延续。

顺带从经济理论视角稍作辨析：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虽常被视为现代需求管理的奠基之作，但他本人对其涉及的根本问题有着清醒认知。其理论体系本质上正是围绕利润、利率与政府投资监管三者间的互动关系展开的。那种认为“需求扩张必然自动引致供给/生产增长”的观点，不仅在理论逻辑上站不住脚——无论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抑或凯恩斯本人的理论内核——这种说法属于西方“庸俗”经济学的表述，与凯恩斯的原意几无共通之处。

1.3 扭转投资下降的关键

上述事实亦清晰表明，扭转民间投资下行压力的关键，绝非部分媒体所鼓吹的“保护产权”。即便暂且假定中国当前的产权保障存在不足，这也意味着：在产权保障水平更低的历史阶段，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反而更高。因此，除非能证明产权保护程度在随时间恶化——而迄今并无任何证据支持这一假设——否则，以产权状况恶化来解释民间投资增速的下滑，在逻辑上完全站不住脚。

换言之，民间投资增速与所谓“产权保障不足”之间并不存在相关性。相反，利润占经济比重下降与民间投资增速之间呈现极为显著的相关性。简言之，拖累民间投资增速的核心因素是利润占经济比重下降，而非产权状况。将民间投资下降归咎于产权保障不足，实为伪命题，其本质在于转移人们对真正问题的注意力。

第二节  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利润和生活水平

2.1. 做大蛋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有必要清醒认识上述趋势对居民生活水平的实质影响。毕竟，经济政策的终极目标既非堆砌“钢筋水泥”，而是在确保国家安全的前提下，以可持续的方式最大限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正是“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核心要义。

撇开农民与城市个体经营者的自营收入、利息、租金及养老金等非当期劳动所得后，工资与利润构成了国民收入的基本支柱。由于二者合计占此类收入的100%，在其它条件保持不变的前提下，企业利润占比的上升必然对应工资占比的下降，反之亦然。

那么，在倡导促进企业利润提升，从而提高投资占GDP比重，经济增长带来老百姓消费水平提高的逻辑链条之后，又会引出另一个关键追问：主张提高利润占经济比重，是否等同于主张降低工薪阶层的生活水平？或者说，笔者倡导提升利润占GDP比重，是否意味着转而奉行或推崇反工人、反社会主义的政策取向？

答案是否定的！

在保障国家安全的框架下，社会主义社会政策的目标在于实现民众生活水平最快速且可持续的增长。这一目标通过提升生产力来实现——正如上文分析所示，与资本主义制度不同，社会主义制度能够确保这些生产力被用于造福人民。这需要如前所述的高水平投资，其政策目标并非要让工薪阶层直接从工资中获得经济总量的最大份额（优先分蛋糕），从而最大程度压低了用于再生产的利润（这种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原始主义”误解）。真正关键的是要实现工资水平及间接生活水平改善指标的最快可持续增长，这应通过经济总量的快速可持续扩张来实现（做大蛋糕），而非试图从缩小后的“蛋糕”中获取最大份额，从而导致生活水平下降。

这种批评源于对工资占比、工资增长率以及利润在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中不同作用之间的混淆。它实际上延续了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曾经出现过的一种陈旧且有害的观点：即社会主义意味着共同贫困、人人均等分配的大锅饭，而不是让民众享有尽可能高的生活水平。

这与混淆消费增长率和消费占比如出一辙（笔者在《误读提振消费策略，对中国应对美国竞争非常不利》一文中对此已有详细分析）。不仅消费占GDP比重与消费增长率截然不同，经济理论与实证数据均表明二者呈反向变动关系。正如前述拙文所示，消费占GDP比重越高，消费增长速度就越慢。既然经济政策的终极目标是在保障国家安全前提下，以可持续方式最大限度提升民生福祉，那么政策着力点就应聚焦于尽可能提升消费增长率，而非消费占GDP比重。鉴于工资既是决定性的收入来源，又是消费的根本支撑，有必要厘清这一认知偏差。

一旦厘清影响生活水平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利润水平与生活水平之间的关联便一目了然。生活水平的提升速度根本上取决于消费增速，而消费增速又由收入增速决定，后者与GDP增速密切相关。因此，正如预期的那样，经济理论与实证研究均证实：在排除极短期波动后，消费增速与GDP增速存在正相关性——GDP增长速度越快，消费增长速度就越快；GDP增长速度越慢，消费增长速度就越慢。详细数据参见《误读提振消费策略，对中国应对美国竞争非常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