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美国制造业回流尝试失败

但是，美国现在长期依赖外资，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宏观经济和政治上的不良后果。由于外资流入对应美国国际收支逆差‌，且两者呈反向关系，因此外资净流入必然意味着美国出现国际收支逆差。反过来，到目前为止，国际收支的最大组成部分是有形贸易。因此，如果美国大规模利用外资，那么它必然会出现巨额贸易逆差，这意味着美国大量进口国外的产品，这必然会给本国工业和制造业生产带来下行压力。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美国制造业生产回流的尝试彻底失败。如图5所示，美国制造业生产指数现在明显低于17年前的水平——2025年1月的水平比2007年12月的峰值低8.7%。

图5

美国制造业产出下降的政治后果也很明显。它推动了美国“铁锈地带”的扩大，即美国整个传统制造业地区的工作岗位被永久性地淘汰。如图6所示，自2000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26%，即下降逾四分之一。

特朗普引入保护性贸易关税，一是为了扭转美国制造业回流这种彻底失败的局面，二是因为他周围的势力认为这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三是为了在政治上吸引美国工人阶级，尽管他的这种做法给美国工人阶级带来了毁灭性影响。

那么问题来了，特朗普扭转这一局面（借助他的关税政策大幅提高美国经济增速，从而推动美国政治重回稳定的方向发展）的可能性有多大？

图6

1.5 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事与愿违

上述关系清楚地表明了，特朗普利用关税战重振美国经济的企图，与他的意愿背道而驰且缺乏连贯性，而且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地缘政治影响，并给美国国内带来政治副作用。

特朗普的关税政策的一些直接宏观经济影响是众所周知的。比如，关税将使美国国内这些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商能够在保持竞争力的同时提高价格，这同样也会引发通货膨胀，从而降低美国民众生活水平。

但是，随之而来的连锁反应并不广为人知。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美联储决定有必要通过加息来应对通货膨胀，这将给短期利率带来上行压力。如果美国国债的购买者认为他们需要更高的名义利率来补偿更高的通胀，这也会给长期利率带来上行压力。这种加息往往会减缓美国经济增速——当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将减轻通胀压力。

也就是说，短期通胀的负面效应可能会通过经济增长放缓抵消。但增长放缓本身显然大家不愿意看到的。因此，通货膨胀、增长放缓和利率上升的叠加效应最终将由整体经济形势决定，但这些只是不同负面影响的叠加效应而已。

更为根本的矛盾是，特朗普的贸易政策会对上述决定美国增长的最重要因素产生影响。特朗普的意图是利用关税来削减美国贸易赤字。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在美国国际收支逆差中占比大大的是贸易逆差——在有完整数据可查的最近一年——2023年，商品和服务贸易占美国国际收支逆差比重为87%。因此，如果在削减美国贸易逆差方面取得任何重大成功，将会使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大幅减少。

但是，由于国际收支逆差对应资本流入，削减国际收支逆差将减少美国资本流入。因此，除非美国国内资本形成总额/储蓄等额或更大程度增加，否则削减美国贸易逆差将削减美国固定资本形成净额的融资资金。而且，由于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极其密切的相关性，美国经济增长也将放缓。

总之，关于特朗普的关税政策：

1）特朗普的目标是削减美国贸易逆差，因为贸易是美国国际收支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这意味着削减美国国际收支逆差。但是，这意味着削减美国资本流入。除非美国国内发生其他抵消事项，否则削减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将削减可用于投资美国的资本，进而减缓其经济增速。随着美国加征关税和其他国家采取反制措施对美国进行报复，这也将加剧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紧张局势。

2）但是，如果美国利用国外资本为其投资融资的情况没有减少，那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美国能够维持其投资水平。但其国际收支逆差不会减少，鉴于贸易是国际收支逆差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特朗普无法达到目标，那就是不可能削减美国贸易逆差。

1.6 外国资本流入不足以抵消美国国内储蓄下降

上述关于美国贸易和国际收支逆差的两种情况，哪一种会发生或者美国经济过度依赖外来资本的状况是否会基本保持现状，目前尚不清楚。

但是，无论是从经济角度还是从其对美国内政方面的影响来看，都存在一个更根本的问题。这就是，从实际可想象的角度来看，仅仅依靠来自国外的资本流入以及相应的美国国际收支变化，是否足以推动美国经济实现重大复苏并加速增长？答案是否定的，而这会带来根本性的影响。

要了解其中的原因，就有必要指出，根据最新数据，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占国民总收入比重为3.8%。2006年，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占国民总收入比重达到美国有史以来的峰值，为5.8%，这是20世纪90年代初和21世纪初美国国际收支逆差持续扩大的累积效应。5.8%的占比如此之高，以至于破坏了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并且是2007年开始发酵并在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关键因素之一。

即使美国国际收支逆差能够从目前的水平再次扩大到这一峰值水平（考虑到上次达到这种逆差时所产生的危机，这种可能性极小），美国资本流入占比也只会增长2%。也就是说，美国利用资本流入的比重将从占国民总收入的3.8%升至5.8%。要实现这一点，必然需要扩大美国贸易逆差，而这将给美国制造业生产和就业带来巨大的下行压力——这与特朗普设定的目标完全背道而驰。

但是，就这种情况的实际结果而言，正如《想知道特朗普的中国策略，先要明白美国经济衰退的真相》中显示的相关性表明，美国需要投资GDP的3.5%才能实现1%的GDP增长（见该文图9）。因此，如果外国资本流入占比达到2%，那么仅会使美国GDP增长0.67%。

这会有所帮助，但远不足以缩小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增长率差距——按10年移动平均线计算，美国GDP年均增速为2.17%，所以增长0.67%也仅会升至2.84%，这仍然远远落后于2024年中国GDP增速——5.0%。

因此，纯粹从数量上看，美国资本投资水平要提高到足以缩小美中增长率差距的程度，不能依靠利用外国资本，而必须主要依靠来自国内的资本形成总额/储蓄。

那么，关键的事实问题是，美国这样的资源从何而来？正如下文所示，这决定了它们对美国内政和国际地缘政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