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中国经济增长，美国可能采取什么手段？

鉴于这些实证数据以及所涉及的相关性，影响中国实现2035年目标的决定性因素已经明了。

那么问题来了，美国会采取哪些措施来减缓中国经济增速？如上文所述，为保持足够高的增长率以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中国必须保持高水平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同样，为减缓中国经济增速，美国必然会想方设法降低中国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

美国早期曾用这种手段大幅减缓了德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其他竞争对手的经济增速，有关这方面的详细分析请见拙文《它曾成功“谋杀”了德国、日本、四小龙，现在想要劝中国“经济自杀”》。

但美国能够迫使日本、德国和“亚洲四小龙”降低投资占GDP比重，是因为后者在军事和经济上都唯美国马首是瞻。也就是说，美国能够利用这种影响力和权力“谋杀”这些竞争对手。但中国在军事和经济上并不是美国的附庸，因此美国不能对中国使用同样的手段。

此外，上文提供的实证数据清楚地表明，自2018年以来，美国对中国的关税和经济制裁政策并没有显著降低中国投资占GDP比重。世界银行没有2022年和2023年数据，无法计算固定资本形成净额，但可以查询到未剔除折旧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数据。

这表明，2017年，在特朗普实施关税和制裁之前，中国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为41.9%，2023年则为41.3%。这一降幅微不足道。至于固定资产折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增加这一长期问题所带来的后果，将在未来的文章中进行分析。但就近期而言，只要中国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没有下降，那么它就可以继续实现2035年战略目标所需的增速。

但如果美国不能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无法迫使中国降低投资水平，而美国的制裁和关税也不足以实现美国“谋杀”中国这一目标，那么美国只有一种经济可能性——那就是试图说服中国进行经济“自杀”。这种手段就是在中国某些圈子传播容易引起混淆的反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

习近平指出：“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4】马克思证明，生产，即创造可供消费的商品和服务的过程，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正如马克思指出：

“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交换和消费不能是起支配作用的东西，这是不言而喻的。分配，作为产品的分配，也是这样。而作为生产要素的分配，它本身就是生产的一个要素。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5】

当然，马克思的这一分析直接预测到了上文所述的相关性——投资是决定GDP增长和消费增长的关键生产要素之一。

但我们在部分中国媒体甚至中国高校看到和听到这样的说法：“消费，既是经济循环的起点，也是经济循环的终点。”这一说法与马克思的分析和上述事实相关性直接矛盾。这种曲解用来为大幅提高消费占中国GDP比重的企图辩护，尽管这将大幅减缓中国经济增速和消费增速，从而导致中国无法实现2035年经济战略目标。

顾客在商场内购物 资料图：新华社

由于美国无法迫使中国降低投资水平，也无法“谋杀”中国，美国被迫依靠支持这些观点来诱导中国自杀。当然，如果美国的图谋得逞，将大大减缓中国经济发展速度，阻止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

这些经济事实反过来与更广泛的问题交织在一起。在试图从经济上摧毁中国的过程中，美国使用的最奇怪的论点之一，依赖于西方的傲慢和部分中国人的缺乏“自信”——中国某些圈子之所以缺乏自信，纯粹是因为他们对西方优越性的盲目崇拜。这一论点指出，中国经济与西方经济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的投资水平要高得多。

高盛最近发表的一项研究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当然，中国与西方的这种差异是的确存在的。因为如果中国的经济结构与西方经济体相同，那么它的经济增速将放缓至西方经济体的水平，而不是比美国快80%，是欧洲的四倍多！

从中国经济增速远快于西方经济这一事实来看，任何客观分析人士都应该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西方经济体应更多地调整其自身的经济结构，使其更接近中国。相反，一个完全奇怪的结论是，由于中国经济增速远远快于西方经济体，他们却建议中国调整结构，以接近增长速度慢得多的西方经济体！

之所以能得出这样一个完全不合乎逻辑的结论，唯一的原因是人们认为西方永远正确。不同国家都存在这样一种观点，这反映了西方的傲慢和中国某些圈子的镜像假设，即西方总是高出自己国家一等。

事实上，正是由于西方的傲慢，他们即便注意到了中国经济增速快于西方，原因在于中国的投资水平高于西方，也会得出这样荒谬的结论：中国应该改变自己的经济结构，变得和西方经济结构一样，而不是保持中国自己独特的经济结构。

结语：要发展经济，就应以“实事求是”为依据

有必要指出的是，本文开头提出的关于投资与经济增长存在极其密切的相关性这一事实，是无法回避的。要发展经济，就应以中国的至理名言“实事求是”为依据。西方格言也有类似的说法。例如，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就指出：“事实是顽固的东西；无论我们的愿望、倾向或激情是什么，都无法改变事实的状态。”

这适用于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本文开头所述的事实关系是不可避免的——即便西方“庸俗”经济学等错误理论，或西方出于傲慢而提出的馊主意，都无法改变它们。

这必然意味着，如果中国保持较高的投资占GDP比重，就可以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如果中国降低投资占GDP比重，向西方模式靠拢，那么将无法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

在被外国列强侵略的那个屈辱的世纪，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被外部势力控制着。但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中国现在取得的巨大成就，都是在于中国自己做出的决策——这不是一个外国人对中国的傲慢或礼貌的说法，而只是在陈述客观事实。

当然，中国是在特殊的国情下发展起来的。正如邓小平在确定改革开放道路时所说：“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6】……中国必须‘走自己的道路【7】”。但这些特殊的国情并不意味着中国可以违背事实和经济规律，而只是意味着中国依据这些事实和规律办事。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努力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