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买办资产阶级和中国的买办资本家是同一类人

我亲眼目睹了某些个人的遭遇，出于对这些遭遇的厌恶，我可能只会举出我记忆中能刻画那个时期的最痛苦事例。

当时我在一栋楼里租了一个房间进行写作。我注意到，每天我走进大楼时，看门的保安似乎和他的妻子与三个孩子挤住在一个单人房间里——没有单独的厕所，没有厨房或任何东西。因为他帮过我一些忙，于是我给了他一些钱。他几乎是流着泪来到我的办公室感谢我，解释说他不得不因亚阿战争而离开故土——我深感尴尬，因为我无能为力。后来，我搬到另一个地方，与一对俄罗斯夫妇和他们成年的女儿合租——父母两人在一年内都相继去世，我可以部分确定，这对夫妇去世是因为他们没有受到足够的医疗救护。

老无所医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反人类的，但对了解历史的人而言，这种情况却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这些领取养老金的人是以2700万苏联人死亡为代价击败德国纳粹主义的一代人，他们从纳粹德国手中拯救了欧洲和人类，确保他们受到足够多的照料从而安度晚年理应是国家承担的责任。

但俄罗斯新出炉的买办资产阶级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是表现出了其完全反人类和反民族的特点。因为他们错误地认为作为一个外国人，我会支持他们，新资本家们公开向我发表了他们的观点。有人不止一次而是多次地告诉我，如果老年人“不能适应资本主义经济，他们就应该死”。有人还跟我说，如果希特勒赢了对苏联的战争，那将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样苏联就能更早地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了。

举一个特别生动的例子：5月9日是战胜德国法西斯纪念日，也是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日，对俄罗斯人来说是最神圣最庄严的一天，因为苏联人民在打败纳粹德国的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除了当天的官方游行，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这一天禁止进行娱乐活动和无意义的聚会。因此，部分新资本家故意在这一天组织聚会、参观剧院等，以显示他们对苏联人民反纳粹斗争的蔑视。这相当于中国某些人选择在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纪念日举办游乐派对或其它娱乐活动——这是在蓄意蔑视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牺牲以及他们的英勇行为。

鉴于我在俄罗斯的这些经历，当我于2009年来到中国时，我并不惊讶地发现，爱国资本家和买办资本家也都犯了他们俄国同行的错误，他们以为作为外国人的我会支持他们。因此，他们不介意向我坦承他们的真实想法，比如资本主义应该在中国获得胜利，美国是一个优于中国的国家，因此他们为什么是在美国而不是在自己的国家进行投资等等。这与我从俄罗斯类似势力那里听到的如出一辙——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发现和启示。

苏联模式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从我的这些个人经历回到更重要的现实问题，当然有必要了解是何因素导致了苏联的解体，以及是何因素导致了中国的成功。鉴于两种结局大相径庭，这成为20世纪末21世纪初最重要的问题。

苏联早年面对的世界形势与现在或1978年开启“改革开放”时的中国截然不同。1929年，也就是俄国革命12年后，苏联建立7年后，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危机——大萧条爆发了。国际贸易和投资崩溃，世界经济体系分裂成几个相互竞争、相对孤立的集团。大萧条破坏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稳定，最反动的力量因此被解除了的束缚——日本军国主义者于1931年开始侵略中国，希特勒于1933年在德国掌权。

因此，如何保护苏联免受法西斯主义的威胁，成为苏联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苏联于1929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农业集体化，并建立了一种史无前例的经济体制。这是一个只有少量对外贸易的经济体，因此与世界经济相对孤立，农业实行集体化，几乎所有重要的城市经济单位如当地小商店等都属于国有，其中优先考虑的是重工业，尤以军事工业发展为重。结果是，1929-1940年（纳粹德国进攻苏联前的最后一年），苏联年均经济增速达到5.3%，快于所有主要经济体——同期日本年均经济增速为4.6%，德国为3.4%，美国为0.9%。

这一时期苏联打造的重军事工业，为战胜纳粹德国提供了基础——从而把欧洲从法西斯主义手中拯救出来。这一成功对其他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乃至到1978年的经济政策，均受到苏联模式的重大影响——大部分经济实行国有化，人民公社运动也是效仿苏联的农业集体化。但苏联也影响到了印度等资本主义国家。当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的这种经济结构被视为最受欢迎的社会主义模式。

二战后苏联在经济竞争中失败的原因何在？

但在二战后，苏联的这种经济体制在国际经济竞争中遭受失败。从1950年至1970年，在有数据记录的142个国家中，苏联的经济增速仅排在第59位。也即是说，苏联经济表现不佳不仅始于20世纪70年代，有时也被认为始于1950年以后的整个时期。此外，在二战后，与20世纪30年代自我封闭、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不同，世界经济进入全球化时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速不仅超过了同一时期的苏联，也超过了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如上文所述，1929-1940年，苏联经济年均增长5.3%。但在1950-1970年，德国经济年均增长6.0%，日本经济年均增长9.6%。1950-1978年，苏联经济增速仅排在世界第83位，甚至没有进入排名的前半部分。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即便是战后时期经济增速远远慢于德国或日本的美国，其经济增速也超过了苏联（见下图）。

苏美年均GDP比较

总之，在二战后数十年的经济竞争中，苏联的经济体制相对来说是失败的。苏联经济建设失败转而导致苏联深陷危机，为戈尔巴乔夫实施灾难性政策埋下了伏笔，最终导致1991年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俄罗斯迎来了地缘政治灾难和苏联的解体。正是这一经济失败导致了资本主义复辟和苏联解体的民族灾难——而中国经济取得成功，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基础。

中国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当然，与1978年后苏联经济遭受失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成就——在世界历史上，一个主要经济体保持了逾40年的高速增长。到1990年，也就是苏联的最后一年，中国GDP较1950年增长767%——而美国为299%，苏联为290%，世界平均水平为409%。1978-2020年，中国GDP增长3914%，而美国为231%，世界平均增速为180%。

简言之，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苏联经济陷入危机，最终导致苏联解体，而中国则开始构建世界历史上最成功的经济体制。1978年后的这种新经济政策和结构，不仅使中国免于犯苏联的经济错误，而且帮助中国经济增速远快于任何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那么问题来了，中国取得了不起的经济成就和二战后苏联经济遭受失败的原因到底在哪里？正是带着这样的疑问，我才在1991年12月来到莫斯科，见证了苏联的最终解体。

苏联经济模式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二战后的苏联经济模式遭受失败，以及为什么1978年后的中国经济取得成功，这一问题的答案就隐藏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里——这就是我为何能够提前预测这两种发展模式成败的原因。由于这一问题对于苏联和中国所发生的一切都至关重要，因此有必要对其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它们最初可能是作为抽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出现的，但正如下文所示，它们在决定苏联的最终解体和中国的成功方面具有最重大的实际影响力，分析它们还可以清楚地了解中国共产党取得的伟大成就。（相对不重要的是，这也解释了我为何于1991年12月来到莫斯科的原因）。

从第一次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资本论》，再到其最后一部著作，马克思始终认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是建立在劳动日益社会化的基础之上的。事实上，“社会主义”这个词是派生自“社会化”（即大型）生产。马克思认为，任一生产模式的劳动社会化水平都会超越上一代，直至在大规模资本主义生产中，这种巨大的劳动社会化水平最终为实现社会主义创造出先决条件和必要条件。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2章《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中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指出：

“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马克思根据劳动社会化和生产社会化呈上升趋势的分析，得出了如下结论：

• 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是克服资本主义负面影响的基础，应该被“没收”，也即是说，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行业应收归国有。

• 最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必然走向国际化。

• 如《资本论》中详细分析的，劳动社会化呈上升趋势，不仅适用于同一时间点的生产劳动——劳动社会化的地理概念，而且意味着增加使用以前生产周期的劳动力，即从经济角度而言，固定资产投资或者劳动社会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上升趋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资本有机构成呈上升趋势的角度，对此进行了分析。

• 劳动社会化和生产社会化进程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不平衡——在整个经济出现大规模社会化之前，一些经济部门将以大规模社会化生产为基础。也即是说，虽然在某些部门存在大规模的劳动社会化和生产社会化，但在其他部门，仍将以较小规模的社会化生产为基础。因此，将规模小得多的社会化生产行业收归国有，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标准。

• 事实上，在劳动社会化的发展过程中，农业落后于城市生产，即农业和小规模城市生产将相对非生产社会化。

1987年戈尔巴乔夫和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签署了一项关键的核裁军条约（AFP）

社会主义初级发展阶段的经济结构

显然，根据马克思上述的分析，社会主义初级发展阶段的经济结构应是：

• 大规模社会化生产行业应收归社会所有或国有。

• 这种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行业应参与国际生产。

• 社会化程度相对较低的生产行业，尤其是农业和部分城市生产行业，没有必要收归国有。

事实上，这就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和其他著作中概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结构——马克思的相关观点见拙文《论六中全会决议的国际意义和历史意义》。

鉴于我长期从事国际经济理论的研究，我认为马克思的这些理论观点已经通过了时间的检验。1972年，我第一次在国际经济的框架内研究苏联经济。很明显，苏联经济模式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诚然，在苏联，大规模社会化工业已收归国有，但是：

• 苏联没有参与最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即国际生产，而是建立了一个基本上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因此与最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相隔绝。

• 不仅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行业收归国有，而且规模小得多的、相对非社会化的生产行业，尤其是农业和较小规模的城市生产行业也收归国有——这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术语来说，经济生产关系决定合法的所有制形式，而非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即把合法的所有制形式——国家所有制强加在经济基础上。

• 因此，尽管1929-1940年苏联经济完全国有化及其相对自给自足的性质，可能是短期军事目的所必需的，但从经济角度讲，这样的政策延续到二战后是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

因此，由此得出的结论显而易见。

• 因为苏联模式背离了马克思关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分析，所以未能延续此前的成功。

• 苏联经济应开始参与国际经济分工。

• 从长期经济角度来看，农业集体化是一个错误，将小规模城市生产行业收归国有也是一个错误——也就是说，农业应该去集体化，非大规模城市生产行业应该从国有部门中释放出来。

中国和戈尔巴乔夫的政策结果截然不同

我一点都没有夸大。当时我只研究了苏联，并没有研究中国。这些结论形成于1972年，当时我认为这个结论不可能运用到实践中，因此只花费了我大约1%的时间去进行研究，而且这一明确的结论还是源自经济理论。

但从1978年起，一些新事物出现了。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并没有将最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行业私有化，它仍然属于国有部门，但它使中国开始参与国际经济分工，实行家庭责任制意味着农业的去集体化，开始创建非国有的城市行业等等。从马克思的经济分析观点来看，这显然是非常成功的。反之，我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有错，需要对我的研究结果进行改进！不管怎样，我都应关注中国发生的事情。

事实上，这个问题很快就解决了。比如说，到了1981年，中国改革开放获得巨大成功。这样就解决了问题，产生了好的结果。我再一次不夸张地说，我从未想过我会有机会和中国直接接触。我只是很敬佩中国所做的事，关注中国占用了我5%的时间。

然后，在1985年，一些非常戏剧性和负面的事情开始发生。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总书记，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来看，他所实行的经济政策与他想达到的目标恰恰背道而驰。

• 很快，他就准备将大规模社会化生产行业私有化。

• 苏联没有参与全球经济竞争，也就是说，它没有参与最大规模的劳动社会化。

• 农业的去集体化没有任何进展。

因此，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我得出了中国经济改革将取得成大成功，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将引发一场大灾难的结论。而从1985年开始，对于中国是否会取得成功和戈尔巴乔夫是否将遭受失败的讨论阵营分成两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