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铭：

各位安泰EMBA的校友大家晚上好，今天晚上我带来的演讲主题是“统一大市场下的区域经济和县城”。

最近有两个重要文件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一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二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随后又印发的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

这两个前后脚发布的文件引起了很多关注，也引发了很多误解，比如说统一大市场的意见，被很多人理解为我们是不是要搞统购统销，回到计划经济。后面这个更加离谱，很多朋友理解为我们是不是又要重新回到鼓励小县城发展的道路上去。

我想和大家说的是，我们把这两个意见合在一起看，才可以看到现在中央决策层关于区域经济发展有非常先进的理念。我要给大家解读一下，我们怎么理解所谓的“新空间新格局”，这是我今天的意图。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目前疫情是短期影响因素，我们今天从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呈现出来的状态讲。

我们学过经济学就知道经济增长有两个来源，第一是要素积累，第二是全要素生产率。要素积累可以称为粗放型扩张或者是量的扩张，全要素生产率实际上就是质的提高，可以称集约式增长。

中国经济现在是什么状态？首先看要素积累，主要是三件事——我不谈另外两个生产要素，科技和数据，——我们讲人、地、钱。第一，人，人口红利基本是消退阶段，总人口可能很快进入负增长阶段，劳动年龄人口是2011年左右进入负增长。第二，钱，中国经济长期以来存在投资过度的现象，而且这个投资没有带来很好的回报，每单位的投资对GDP拉动能力在下降，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的债务很严重。第三，地，长期以来中国在土地城市化方面远远快于人口城市化。从生产要素量的积累角度来讲，我们没有太多空间。

新的经济增长动能来自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通常在经济理论里面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寄望于教育、科技、研发等等，这些东西很重要。但今天我不谈这些，而是谈另一个方面，对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就是生产要素地区间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包括城乡间。中国现在的情况是，市场分割很严重，人口、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的配置仍然碰到了极大的体制、观念障碍，使得配置效率的提高碰到很多阻碍。

图自新华社

从大国发展角度来讲，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有全世界最大的人口规模，有最大的市场规模之一，发展要兼顾全局，要考虑整个国家的发展动能，尤其是生产要素在城乡间和地区间的配置。讲的通俗一点，就是每一种生产要素要尽量到它回报比较高的地方去发挥它的生产效能。

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由于区域经济有强大的规模经济效应和集聚效应，所以在全世界现代化国家里面，经济和人口集聚在少数地区发展，而且这种集聚程度在提高。长期以来，这种现象被我们认为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GDP总量的集中，在经济学里面称之为集聚，是现代化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对平衡发展，我们要关注的是地区和地区之间的人均差距，它与集聚是不矛盾的。我举个例子，假设一个国家分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占这个国家GDP的80%，另一个地方是20%，你可以看到空间上经济集中在少数地区，我们认为这种状态的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了，但你换个思路想，如果80%GDP的地方也是有80%的人口，20%GDP的地方也是有20%的人口，两者间人均意义上就差不多。

我在后面会告诉大家，全世界范围内的国家都出现了一种集聚中人均平衡的状态。我们称之为空间均衡，在这种状态下，集聚中走向平衡是伴随地区间的分工。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不同地方的自然地理条件、人文历史条件存在巨大差异，有一些地方比较适合发展制造业、服务业和创新产业，引领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这个地方的人会多一点，像我前面讲的是那类80%GDP份额的地方。

另外一些地方，负责保障这个国家的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国家安全，这些地方的人不用多，GDP规模不大，要人均水平高，就要相应减少人口。然后国家通过转移支付来帮助GDP比较小的地方，发展当地有竞争力的产业，提供给他们公共服务，促进不同地区的生活质量的大致均衡，这就是十四五发展规划里面讲到的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规模的差距是存在的，人均的差距是可以达到大致平衡发展的。

在这个过程中，就要讲到统一大市场的含义了。一个大的国家，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大市场要有价格机制。怎么知道有一些地方回报高，有的地方回报低？这个地方如果有市场化的劳动工资，有市场化的地价和房价，有市场化的投资回报信息，那么人、地和钱这三种资源就知道流动到哪里、配置到哪里的回报更高。

不仅要价格机制，统一大市场还要有制度保障，保障生产要素可以在城乡、地区间自由流动。大家可以这么想，如果价格有差异——不管是地区间的工资还是房价的差异，而生产要素又不能跨地区配置，那么我如果出生在一个收入相对比较低的地方，看到一些发达地区工资比较高但又不能去，只能望洋兴叹。要素流动加上价格机制，是保证国家资源配置效率可以达到最大化的制度保障。

不仅如此，经济发展还要有“用脚投票”的机制，因为不是什么东西都有价格，比如公共服务，这个价格是受政府管制的，否则不公平；生态环境是没有价格的，更不要说一个地方的社会治安、营商环境、政府有效还是腐败等等，这一系列东西是没有价格的。所以，“用脚投票”机制就是人们可以观察这些信息，老百姓通过迁移的方式找一个地方住下来，这就会转移到房价上，在需求侧，房价就是反应这个地方各种各样生产要素的回报率以及生活质量。如果一个地方政府不好好干活，营商环境糟糕，政府腐败，公共服务差，环境差，老百姓就走了，那么对当地的税收有负面影响，也就约束了地方政府不能乱来。

刚刚讲市场机制的时候，我们强调政府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一个大国内部，有一些所谓的跨界的外部性问题和跨界的公共品提供问题，必须要政府出面，尤其是发挥统一市场里面中央政府的协调作用。

我举一些例子，第一是环境治理。比如说长江这么一条几千公里的大河流，如果没有全国统一的环境监管，上游城市只管经济发展，GDP是留在上游了，污染往长江里面排，在长江下游就是喝污水，要负担治理水源污染的成本，所以整个长江流域的大保护大开发，需要上下游协同行动。

第二个例子是基础设施，像高铁网络，如果是市场经济行为，发达地区有钱就造高铁，欠发达地区没有财力造高铁或者只能造一段，这样的基础设施形成不了网络化，需要中央政府来统一建设。

第三种情况，就是市场的制度和标准。经济学里面讲了一个道理，如果没有政府统一监管的话，地方政府会出现所谓的“逐次竞争”，也就是学坏不学好。以环境为例，最好是别的城市监管，我的城市不要监管，最好是别的地方有比较高的市场准入标准，我的比较低，我如果“学坏”，招商引资就到这里来了；“学好”的地方一看，你把企业吸引过去，那我也不学好了，于是就会变成“逐次竞争”。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在市场标准方面要有全国统一的制度建设，这就是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一部分。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世界范围内各地做了什么努力，远的不讲，就讲美国、欧洲和中国的比较。

美国是没有户籍制度的国家，全国都讲英语，是全世界范围内比较大的国家里，美国经济高度一体化。在100多年前，美国赶超英国的时候，美国国内大市场为经济增长起到了非常强大的作用，尤其是当年在铁路基础设施非常重要的历史阶段，美国的统一大市场保障了国内铁路网络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