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村空心化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强调要分两方面来看，一方面中国的农村空心化要放在城市化大背景之下，农村地区人口逐渐减少、甚至有些农村逐渐消失了。这类现象在几十年来的城市化进程中持续出现，本身就是城市化的另一个反映。正是因为一部分人选择离开，去追求更好的生活，才出现了这样的结果。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空心化，又伴随着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所导致的一些并发症。从人口结构来看，农村人口减少的过程是，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但孩子留在农村成为留守儿童，还包括很多留守老人和妇女。

这些问题要通过人口流入地的户籍制度改革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来解决，如果在人口流入地能够为进城务工人员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包括廉租房、公租房、子女相对均等的受教育条件，着眼于培养下一代孩子，提升劳动力素质和劳动生产率。通过这些措施，来提高举家迁移率，缓解伴随空心村出现的留守儿童、老人和妇女的现象。

对于广大农民工群体来说，要看到城市化进程、劳动力自由流动，以及在城市地区安居乐业才是绝大多数人的美好生活的未来。而制度改革要朝着赋予人们自由选择权利的方向去迈进，这其中当然也包括要让愿意回到家乡的人回得去。但无论如何，限制人口流动以及市民化的政策观点，都不符合人民的利益。

春运妈妈，图片来自新华社

· 人口、生育、老龄化、下一代教育，是一盘大棋

观察者网：过去讲到中国经济腾飞，都会提到“人口红利”，那么未来这种“人口红利”还会在吗，或是将以哪种形式呈现？对此应做些什么布局？

陆铭：关于人口红利的问题，我觉得要分阶段以及不同含义来进行讨论。从人口总量的角度来讲，中国很快在“十四五”期间可能就会出现人口总量见顶，之后开始出现缓慢的人口负增长，在这个意义上，人口红利就消失了。

如果看另一个指标，就是年轻人口——这里不是指整个国家总量——随着出生率下降，24岁以下的年轻人口数量早在十年以前就基本开始出现负增长趋势，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人口红利已经不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正是因为这些说法很流行，我觉得有必要补充两点。第一，就是人口的空间布局。中国的经济增长结构中，当前农业所占的比重只有不到8%，换句话说，制造业和服务业的GDP在全国占据的比重高达92%，而绝大多数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是在城市地区，对于劳动力需求比较多的服务业又大量集中在大城市。

当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60%，仍然有大约40%的居民居住在农村地区，如果可以顺利地推进城市化，那么尽管人口总量进入缓慢增长和负增长时期，但城市人口的数量还是可以不断增加。因此，随着每年一个百分点的城市化率的提高，中国城市地区的人口是增长的，劳动力数量也是增长的，这样一来，总量上人口缓慢增长、红利消失，但并不意味着在制造业和服务业里面，人口红利和劳动力的供给增长也必然消失。

与此同时，不仅劳动力在农村和城市之间的空间布局可以发生变化，还可以在小城市和大城市之间产生的空间布局变化。我前面多次解释，当个体在追求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就业机会的时候，对于整个国家而言，其实就是劳动力资源的利用效率、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那么人口红利就可以被延长。

第二，要强调人口红利就是质量红利。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我们一定要看到当前中国的教育必须要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仅从人均受教育年限这个指标来看，中国的人均受教育年限要比发达国家少三到四年。

我曾多次呼吁，随着中国人均GDP水平即将迈入发达国家行列，中国要大幅提高高中阶段的教育，使得年轻一代的人均受教育水平至少达到高中以上。通过教育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在人口数量红利逐渐消失的情况下，能让整个国家的发展享受到人口的质量红利，同时也与下一阶段中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之后继续维持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相一致。

我希望大家在谈论人口红利的时候能够更多的关注这一点，其实就是前面提到的，人口的空间布局调整以及人口质量的提高。而这两点其实都跟城市化水平的日益提升有关，也跟农民工市民化、及其后代教育有关。

回答到最后，我想再强调一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实际上是一整盘大棋，需要整体谋划。单独地去看生育率下降、农民工进城、教育水平提高、人均期望寿命提高造成老龄化等等问题，其实都找不到良好的解决办法；但是如果把这些问题综合起来看，就能够找到一个比较全面性的解决方案。

而这些方案的根本，就是深化相关制度的改革，尤其是今天谈到的这些跟城市化进程相关的制度改革，包括进城务工人员的市民化、户籍制度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农民工子女的教育。

真心期待这些问题能够取得更多、更广泛的共识，也让中国在讨论相关问题时能够更加理性和富有建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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