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上篇：《陆铭：国内大循环怎么搞？先找出内需迟迟不能提振的原因》

【采访、整理/朱敏洁】

观察者网：关于城市/产业转型，最近看到一个统计数据称，全国37座主要城市中有17座城市的外贸依存度在50%以上，其中6座超过100%（东莞、苏州、深圳、厦门、金华、舟山），一方面国内大循环促使大家开始反思出口导向型经济，另一方面这些沿海城市可能承担开放、就业等功能，像这些城市本身是否需要转型，其经济结构是否要改，主要是哪些方面？那么，社会如何消化转型过程中可能经历的困难？

陆铭：在中国的一些有关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的问题中，你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其实就代表了另一个不好的倾向，即认为国家层面所采取的发展战略是普遍适用于全国各地的，事实上并非如此。中国是一个超大型国家，地区和地区之间的经济功能和结构不一样，城市和城市之间的经济功能和差异就更加明显。比如，沿海开放地区的经济开放程度更高，对外贸易的依赖程度也更高，尤其是港口及邻近城市，不仅承担本市产品的大进大出口，还因其产业结构中天然包含港口和贸易功能，如果把这些贸易本身产生的GDP都算入到本地GDP，就会使得这些城市出现你前面提到的外贸依存度特别高，甚至有可能超过100%。

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些港口的功能是服务于全国的，这些地区为了把国内其他地方的产品输出到国外，就会产生一个贸易部门，其产生的贸易GDP和就业是计入本地GDP的，这里是指贸易服务不是指货物，这样一来贸易依存度当然就会高，而这恰恰是分工的结果。如果在港口城市及附近地区有一个比较大的进出口部门，就更应该是一个外贸依存度高的地区了。

所以，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同样一项政策和发展战略出来后，在各个地方所产生的影响、效果和调整幅度还是取决于各个地方不同的条件，不能一刀切。但是话又说回来，这段时间以来，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出现状况后，的确对这些开放程度比较高的城市经济造成一定影响，疫情冲击导致国际市场需求萎缩，也会更多地影响到一些港口城市及其周边地区。

未来如果中国走向国际国内双循环、国内大循环为主的状态，对于那些开放程度比较高的城市来讲，当然也要考虑，是不是原来可能有的订单会没有，出口导向经济发展的天花板到来了，从调整自身产品结构而言，企业也需要顺势而为，把一些产品转向国内市场。

但这很大程度上又需要企业微观部门和宏观政策部门共同协调，如果在宏观上我们的政策不发生改变，人们对于经济增长的前景信心不大，消费需求增长不起来，当外向型企业转向国内市场时，也就没有办法真正启动内需和利用国内大市场，所以这是一个宏观和微观相互配合的问题。从先后次序来看，首先应该调整的是宏观层面、全国层面的一些政策导向，让内需启动起来，让一些外向型企业回到国内市场上也能赚钱，才能解决根本问题。

观察者网：换一个切面来看，近年来几大国家战略备受关注，乡村振兴、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港等，再加上一直在提的振兴东北、西部大开发、京津冀等等，包括您专业内最熟悉的城市群、都市圈，这些区域发展计划与国内大循环怎么契合？能否具体结合城市群、都市圈谈谈看法？

陆铭：中国每一个地方都需要发展，当前实施区域发展战略，应该说是把中国的每一寸国土都纳入到了某一个特定的战略中。你在问题里面也提到，乡村振兴战略覆盖了整个农村地区，三大城市群的战略主要着眼于沿海地区，东北有振兴老工业基地，中西部地区也有各自的发展战略，那么不同地区的发展战略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我认为，在理论层面要处理的问题仍然是我前面提到经济集聚和平衡之间的关系。

一个国家内部的经济资源总量在短期里是给定的，比如人口资源，哪怕在中长期都不会增长太多，我们国家很快会在人口数量上出现峰值，之后可能进入人口缓慢负增长阶段，越是这样，高效利用资源，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老龄化逐渐凸显的大国，越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

一旦如此，经济集聚一定会使得有些地方人口增长、有些地方人口负增长，这就需要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路径发挥各地不同的比较优势，在全国统一战略大格局之下，找到自己地方经济的定位。在传统思维方式下，大家认识不到经济集聚和平衡之间的关系，所以每一个地方都在搞本地产业最大化的发展模式。我最近到一个西部省份去调研，当地又在说我们这里要搞大数据产业，但问题是从全国各地分工来看，其实只有几个人力资源、高校集中的地方，才能真正让具有高科技含量的产业发展起来；其他地方，首先是发展一些制造业，到了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主要产业结构就是农业、旅游和自然资源。当然，中小城市也可以发展一些与周边大城市相配套的制造业的某一个生产环节。

在沿海三大城市群，又尤其是这三大城市群的核心地区，未来会形成北京都市圈、上海都市圈、广州深圳都市圈等，这里可能是中国最尖端产业集中的地方，也是生产要素回报最高的地方，在产业结构、跨国公司集聚、本土品牌国际化等方面都将发挥引领性作用。

当然，这并不是说别的地方不要发展，而是说一个国家真正具有引领性的城市和都市圈其实不需要很多，不需要每个地方都变成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每一个地方要找到自身条件中的比较优势。所谓比较优势，就是更多的和地方资源相结合，或者跟某种具有竞争力的生产要素相结合；既不求面面俱到，也不求每个地方都去做高科技尖端产业。

一汽红旗职工在总装车间内对生产的红旗轿车进行静检作业（4月9日摄）。 新华社记者 许畅 摄

把这个大问题想明白以后，其实比如关于东北发展、中西部发展的思路就会更加清晰，就可以把地方经济发展更好地放在整个国际国内大背景之下，特别是在全国市场一体化、生产要素合理流动、高效集聚的大背景之下来思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