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看清中美经贸七点经验事实

最后简单讲一下中美经贸关系近年演变、现实风险与我们需要如何应对。

过去七八年美西方系统调整对我国经贸政策与战略方针。包括美国对华采取加征关税、技术限制、投资管控、国际联手等手段遏制。美国发布新版指责中国属于非市场经济（NME）报告，欧盟也发布两版中国经济市场扭曲报告，显示其对我体制认知误读加深。整体对华定位倒退：美《国家战略报告2017》定位为挑战者，欧盟从早先“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倒退到三重身份定位。

面对美西方政策环境变化，我国采取了一系列应对举措。概括起来大体有这么几条：对美国单边措施敢于反制斗争，对美西方不同国家区别对待，坚持主动扩大开放，推进国内大循环，构建新型举国体制应对外部卡脖子举措，制造业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全球布局。同时坚持要求美欧对华政策回到正确定位：对美坚持“十二字”方针，对欧盟批评其错误认知导致定位倒退。

上述环境转变背景下，特别是2018美国挑起贸易战以来，中美经济脱钩断链风险显著上升。但是实际情况究竟怎样？可以通过基本经济数据来看七点经验事实。

第一，从中美整体、货物和制成品贸易数据看，基本增长趋势尚未发生实质性改变，但是由于政策冲击贸易波动性上升，另外两国贸易所占整体贸易相对份额显著下降。份额下降始于更早时期，不过近年明显加快。

第二，从双边贸易结构看，我国最具有竞争优势和顺差规模最大的三个部门，受关税措施较多的两个部门顺差增长减缓和收缩，受关税措施影响较小的杂项制成品顺差增长较快。我国对美国初级产品进口近年出现较大幅度增长，显示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后我国在履行有关承诺方面所做的努力。初级产品中我国对美逆差最大的三类产品，是油籽和含油水果、天然气煤气、石油和石油制品。

第三，美国对我出口的优势产品即顺差产品，包括油脂谷物农产品，石油天然气化石能源产品等，其总体对华出口规模占我国进口总量比例不到10%，显示中美经济互补性与扩大合作客观存在较大潜力。

第四，从贸易转移角度看，中美双边贸易承受关税压力条件下，受到直接投资等因素影响，贸易活动向第三方转移，使得双边原有直接经贸联系采取迂回方式实现。数据显示，中墨贸易顺差变动与墨美贸易顺差变动表现出一定相关性，另外中越与越美、中泰与泰美顺差关系也有类似特点。这其实是符合开放经济规律的现象。

第五，双边直接投资也出现明显变化，但是我国对美直接投资降幅要显著大于美对我直接投资变化。这显示美国对我国投资保护政策力度不断收紧，我国近年总体上对外国投资开放度有所提升，但是在双边整体关系承压背景下美国对华投资相对比例仍趋于下降。

第六，从证券投资看，美对华证券投资相对规模到2021年后才大幅减少；我国对美证券投资持续调减，不过开始时间远早于上次特朗普冲击导致的双边经贸关系紧张，相关趋势性变化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与关税战关联度较低。例如，受多方面其它因素作用，我国持有美国国债同样早就开始调减。

第七，双边人员往来出现较大幅回落，与特朗普第一次入主白宫有关系，但更大程度是疫情冲击导致的结果；数据显示近年相关指标快速复苏，但是与早先水平仍有较大差距。受两国关系紧张以及疫情冲击影响，我国赴美留学生相对规模近年显著回落。

基于事实概括一下，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叠加疫情的冲击，使得两国经贸关系初步出现明显疏离甚至局部脱钩的动向，这在人员交往方面比较突出显，在双向投资与贸易占比等指标上也有明显表现。不过双边贸易指标趋势仍在延续，显示得到结构互补性和规律性力量支持的中美经贸关系存在相当韧性。

由此可见，美国加征关税人为制造壁垒，确实会增加双边经贸往来的交易成本，并对原有分工贸易格局造成冲击，然而这种来自市场外部的干预力量很难真正斩断两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包括通过其它第三国所实现的间接迂回联系。当然，美方或许会加码脱钩努力并试图“堵塞”第三国所谓漏洞，然而经济规律作用仍会以“水银泻地无孔不入‌”方式做反应，未来演变进程不会完全按照某种政治意愿展开。

下一步会怎样？八年前特朗普胜选后人们广泛预期中美关系可能生变，但是2017年双边谈判达成“早期收获”协议，年底特朗普访华在推特上多次点赞中国，当时国内媒体甚至认为两国关系“轻舟已过万重山”，直到2018年3月底美方公布301调查报告才拉开关税战序幕。这次情况不同，预计特朗普2.0冲击更可能在他就职后不久就会发力，并对两国经贸关系带来更为复杂的负面影响。

今年特朗普竞选时表示要对中国加征60%关税，关税措施仍是其经贸关系领域施压的关键手段。下表美方关税措施的若干预测结果显示，60%关税冲击可能拖累我国经济增速1%-2.5%，并对中国周边国家及全球经济造成损害。即便仅加征20%或10%的关税，也可能导致我国经济增长收缩0.7%或0.3%-0.4%。在国内宏观经济面临需求偏弱与经济动力不足形势下，美方关税政策冲击对我国显然是需要重视的风险。

另外一个重大潜在冲击，是美方可能会试图取消对我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NTR）”即所谓“最惠国待遇（MFN）”。

2023年12月，美国国会跨党派“与中国竞争特别委员会”发布名为《选择、预防、建设：赢得美国与中国经济竞争的战略》报告，所提150项建议中取消中国PNTR被列为首要任务，并提出12项相关建议，包括将中国归入新关税类别，在相对短期分阶段实施；恢复“中国保障机制”，使美国能够更容易对中国实施关税或其他限制措施；允许将关税收入用于开拓新市场，抵消对农民、牧场主和工人的不利影响等等。对此拜登政府深知影响巨大未敢轻举妄动，特朗普上任后如选择更强硬立场可能会就此做文章。

还有一点重要不确定因素，是美国的盟友态度会怎么？美国政策的强势转变，欧盟及美其它盟友如何应对特朗普2.0冲击存在不确定性。美国盟友大都会质疑和抵制特朗普政府的激进保住主义政策立场，但是最终是会形成一种新的整合度更高的美西方阵营？还是盟友离心力加大导致美西方内部分裂，出现新的“次阵营”重组？欧盟内部矛盾面临美国高压会如何演变？这些对我国外部经贸关系可能具有中美关系演变类似量级的影响。

6. 两手应对外部冲击，国内推进经济再平衡

给定特朗普新政或使两国经贸关系进一步承压的形势，我们需要有两手应对准备。

一是作为新兴大国，无疑要坚持原则并维护自身发展核心利益。基于对国际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认知，坚定大国发展趋势不会因外部环境变化而逆转的信念。我国曾采用关税措施反制美加征关税，考虑对美顺差规模巨大后续未必会重复上次经验，不过反制策略仍是可能选项之一。针对外部环境演变，近年我国逐步建构制裁外国经济实体和个人的法规体系，这类工具仍可适当采用。我国对某些战略性稀有矿物资源开采与加工具有不同程度影响力和控制力，在经贸博弈中可适度发挥其杠杆作用。另外，我国在双边、区域与多边场合，可基于事实和逻辑批评和抵制美方保护主义措施。

同时也要看到，我国作为最大新兴经济体，维持大体和平稳定国际环境对我根本上是更为有利的。一个现实事例是我国新三样产业爆发式增长，要实现其国际领先的国际竞争力，拓展国际销售市场至关重要。因而无论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还是自身发展要求考虑，都应积极维护和争取和平外部环境，充分发挥新兴大国的特有能动性与影响力，在大国博弈同时谋求大国经济和平共处。

全球经济动荡不符合任何国家利益，需督促美方关注其政策实施对国际经济的冲击。我国可结合国内市场需要适度增加美国优势产品进口，考虑建议就中美开启第二阶段经贸关系谈判。特朗普就任意味着拜登政府新能源政策将再遭挫败，不过特朗普表示愿意接受中国新能源ODI，对此双方可积极沟通。中国需升级“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美学界也提出“新能源马歇尔计划”，这个议题虽非特朗普政府优先事项但也存在合作潜力。目前全球经济发展被气变、债务、低增长和贫富差别等多重危机所困扰，客观上需两国在G20、WB、IMF等多边框架内合作。

大国外交是政治，夯实国内经济发展根基，是大国应对外部环境变动的基本功。针对国内经济近年存在的“供强需弱”与双重不平衡矛盾，需把宏观调控、结构调整、体制改革举措结合起来，通过推进国内经济再平衡统筹应对目前内外经济形势挑战。

在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同时，财政政策需对改善收入分配发挥关键作用：例如通过深化公共财政体制改革显著提升居民收入占比，提升跨区域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短期或可优先考虑适度加大运用中央财政事权，提高最困难人群每月仅200元养老金水平，帮助免去这部分居民每年400元左右医保缴费。

无需追加财政投入的体制改革有实质性意义：包括农地制度、户籍制度改革，有效加强提升法制水平等，这些措施都有助于应对需求与信心不足问题。例如农地制度与户籍制度改革有助于激活居民消费，对此学界具有较大程度共识，有关改革试点或部分区域改革推进多年，需下决心实施突破性改革。

需审时度势调整优化公共资源投入配置结构：我国公共部门资源长期较大比例投向供给端有其历史合理性，针对现实发展阶段与内外环境变化，需调整配置结构适度增加支持民生的比例，特别是让低收入人群保障水平得到逐步提升。这类资源投向结构改变举措，在逻辑上不需以扩大财政赤字和债务为前提。

经济再平衡进程有效推进，将使得我国经济发展具备更为稳健坚实基础，也会有利于我们管理和应对外部环境变化。

总之，观察美国经济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一方面彰显我国经济发展的多方面巨大成就，另一方面也折射目前面临的经济不平衡与现实矛盾。如果能在国内以再平衡为主线深化改革理顺关系，外部两手并用稳慎应对特朗普2.0冲击，我国经济不仅能克服目前困难，还完全有能力启动新一轮强有力的经济增长，并为实现2035年经济初步现代化目标创造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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