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近日有美国智库学者在《外交政策》网站刊文主张，美国的中东政策已经失败，应该放弃向以色列和沙特提供的安全保障。今年也是美国大选年，结合当前形势，您认为美国是否可能对中东政策做比较大的调整？

刘中民：长期以来，对美国在中东的政策尤其是盟友政策，各界是多有批评。美国的米尔斯海默、斯蒂芬·沃尔茨两位学者，对于犹太院外集团绑架美国的中东政策这一点有许多批评。他们甚至把伊斯兰极端主义反美的重要根源归结为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和支持。

但是考虑到美国的政治文化，民主党政府同犹太院外集团的关系，加上美以特殊关系形成的历史，包括美国人认为以色列国家的产生和新教群体创立美国的历史具有相似性，这些因素导致双方在政治文化上始终有一种高度认同的情结。这恐怕不是美国短时期内能改变的。实际上从奥巴马时期开始，一直有美国总统尝试改变这一点，但是美以特殊关系还是会维持下去。

至于美国同沙特的关系，应该说，美国推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依然是服务它战略收缩的需求。自“9·11”事件以后，美国处理巴以问题的能力和意愿都在下降。因此到了特朗普时期，美国反其道而行之，通过将巴勒斯坦问题搁置在一边来推动阿以关系正常化，并在过程中强制性地推动对巴勒斯坦问题做出安排，试图按美国的逻辑解决问题。

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次新一轮巴以冲突产生的重要原因，就是美国颠覆了以“两国方案”为基础、政治解决巴以问题的前提。这也是哈马斯表示强烈不满的一个方面。长期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逻辑是，通过组建同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联盟体系来对抗伊朗，通过对地区矛盾做离岸平衡来减少自己的投入。但是新的现实证明，美国越来越难以靠这种策略驾驭中东。

与此同时，面对中东地区盟友，特别是阿拉伯国家同中国、俄罗斯改善关系的政策，美国又不得不来做出一些安排。比如美国同印度、以色列、阿联酋之间搞的四方机制，包括去年提出的“印度-欧洲-中东”经济走廊计划，都有对冲和平衡中国的因素。

总的来说，我觉得美国目前中东战略的最大问题是甩不掉以色列这个历史包袱，并且在战略上陷入了不得不搞小修小补的困境。美国在中东已经没有像过去那种宏大的整体性战略，比如小布什搞的“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尽管失败了，但它依然是一个很宏大完整的计划。所以现状是，美国中东政策的其中一个方面产生的负面、消极影响扩大，迫使它要在战略和政策层面去疲于奔命地应付。

也门胡塞武装在阅兵中展示短程弹道导弹

观察者网：世界银行预测，2023年中东西非国家整体经济增长率为1.9%；沙特财政部近期表示，对2023年实际GDP增长率的预期只有0.03%，相比2022年实际增长8.7%的“高光”时刻落差极大。如何评价中东各主要国家去年的经济形势？巴以冲突的外溢是否会进一步冲击地区经济发展？

刘中民：我认为，整个中东北非地区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异非常大，不能看一个简单的平均数。西亚北非国家的情况具体可以分为三组。首先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它们的经济形势总体向好。就整个地区环境而言，去年在中国斡旋下，沙特同伊朗实现和解后，中东的地区安全环境总体趋好。加上俄乌冲突爆发带来的油价上涨，导致近年来沙特等海湾国家的财政压力相比2021年以前那段长达十余年的低油价时期，是得到了极大的缓解。目前，几个海湾国家都在积极推进其经济发展战略和愿景，去年卡塔尔主办世界杯、阿联酋主持召开世界气候大会，都能体现它们在经济与发展领域的积极姿态。

第二组则是为数比较多的，面临转型压力的国家，特别是那些受到“阿拉伯之春”冲击的地区国家，比如埃及、突尼斯。这些国家基本上完成了政治转型，实现了相对稳定，并把经济民生作为国家发展的重点方向。但它们面临的困难也不可忽视。新冠疫情的影响、俄乌冲突导致的国际能源价格上升与粮食危机，对它们都不是好消息。

第三组是仍在经历战乱的国家，比如苏丹、利比亚、也门，伊拉克虽然情况相对更好，但是国内安全形势也比较差。这些国家的政治还远远没有实现稳定，就更谈不上经济发展了。

观察者网：2023年中国在中东开展了有声有色的外交，也取得了许多成绩。您如何评价过去一年中国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提升？

刘中民：应该讲，2023年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是显著提升。对于这一点，不管是地区国家还是美国等西方国家，都是十分确信的。

从2022年底第一届中阿峰会召开，到去年2月份伊朗总统莱希访华，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同代表海湾国家的沙特以及伊朗进行了密切互动，也看到了沙伊两国彼此寻求改善关系的内生动力。而中国长期以来不选边站队的外交立场也赢得了双方的信任。

因此，2023年3月，沙特、伊朗代表在北京，与中国共同签署沙伊和解的声明，这是2023年中国在中东外交取得的最大成就，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在中东地区结出的果实。过去，中东地区国家在安全上更多强调零和博弈与安全困境。但正如中国与各方的外交相关文件所体现，单独追求某个国家的安全无法解决中东的问题，需要标本兼治。中国提出了一些很具体的措施，推动地区国家建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中东安全新框架。

这些中国提出的安全理念能够在参与中东地区安全治理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并不仅仅是外交斡旋一时的结果，而是源于中国长期在中东地区深耕，同地区国家维持友好关系，不选变站队，其背后有深厚的历史基础，也适应了地区国家寻求和解的内在动因。从结果来说，显然是有利于改善中东的安全环境。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也有人担心沙特同伊朗的和解进程是否会“翻车”，但是实践证明，沙伊两国之间的和解有助于双方理性地看待巴以冲突及其外溢冲击。应该讲，沙伊两国围绕新一轮巴以冲突问题是有沟通的，伊朗参加了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应对巴以冲突的特别峰会；去年年底，在巴以冲突爆发后，沙伊两国外长也共同访问中国。

这些都表明，中国推动的沙特、伊朗和解，实际上在两国共同协调巴以冲突问题的立场上发挥了特殊作用。下一步，虽然也门问题的解决是个考验，但过去一年来，沙特与伊朗实现复交、互派大使与高层互访，都为他们协调在也门问题上的分歧创造了条件。相对于过去彼此对立的环境而言，如今两国应对巴以冲突、处理也门问题时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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