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持续壮大，高铁国际竞争优势突出，光伏、风电装机容量以及储能、制氢规模居世界首位，在 5G、新能源、数字经济等先进产业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诞生了华为、宁德时代、字节跳动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中国成功实现了弯道超车，2023年第一季度，中国首次超过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

中国正在更多领域与发达国家展开竞争，不断提高在国际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目前，世界的价值链分工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它是一个三角形：美国在上端，集中于研发和金融；德国和日本在中端，集中于高端制造；中国和印度在底端，集中于制造业加工和服务加工。但现在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来讲，中国已经开始全面替代日本和德国，与美国的差距也在不断缩小。

当前，中美关系仍然处于历史低点，恢复正常的经贸往来困难重重，解决“卡脖子”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科技发展的主要矛盾。中国在一些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等方面的布局，并非从中芯事件、华为事件后才开始，而是从21世纪以来就开始了。这20年间，中国已经完成了一个技术进步和技术赶超的周期。

未来几年，将是我们的技术在科学理论、工艺技术、产业转化和市场盈利方面是否具有可行性的检验期，也是我们近700项“卡脖子”问题逐步解决的关键期。

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卡脖子”绝不意味着技术落后，而是技术快速进步、挑战加大的产物。面临美国的打压我们不应该悲观，实际上这是我们持续进步、改变现有格局所带来的结果。作为挑战者，我们应该持一种相对乐观的态度。

逆转“鲍莫尔病”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将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国外大量转移，制造业的工作岗位不断减少，从事制造业的工人不得不向服务业转移。这种劳动力从生产率相对进步的制造业向生产率相对落后的服务业大规模转移，其背后折射出来的经济问题被美国经济学家威廉·杰克·鲍莫尔称为“鲍莫尔病”。

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快速发展，劳动力大量向服务业转移的现象引起很多人对我国发生“鲍莫尔病”的担忧，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推进需要警惕“鲍莫尔病”给我国产业体系健康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

部门之间生产率差距扩大、服务业成本快速增长与劳动力向服务业转移三者都是“鲍莫尔病”出现的征兆和迹象。三种经济现象之间并非简单线性的决定关系，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结合这三种迹象，我们可以初步判断“鲍莫尔病”是否在中国现身。

部门之间生产率差距扩大——我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显著低于第二产业。以2015年为例，按2010年不变价格和当年价格计算，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分别相当于第二产业的68.7%和87.5%。

服务业成本快速增长——在服务业产值快速增长的同时，服务业成本迅速攀升，尤其是劳动力价格呈现较快上涨的态势。2009—2021年，我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从32244元上涨到106837元，平均每年增长10.50%。

与劳动力向服务业转移——2021年，服务业就业人员达35868万人，占全国就业人员总数的48.0%，较2012年提高11.9%。与此同时，我国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总体呈现下降的趋势。

通过对这些数据进行研究，我们基本上可以承认“鲍莫尔病”在我国确实存在的事实，但是不能简单地认为我国必将陷入“鲍莫尔病”的困境。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我国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这些举措是我们逆转“鲍莫尔病”的根本途径，将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推进奠定坚实的产业基础。

在长城汽车重庆永川生产基地焊装车间，智能化焊接机器人在进行焊接作业。 图源：新华社

防范“金德尔伯格陷阱”

1973年，美国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提出，在全球权力转移过程中，当时的新兴大国美国没能接替霸权国英国承担全球治理的责任，最终导致经济衰退和世界大战。这一观点后来被其他学者概括为“金德尔伯格陷阱”。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也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的时代，在完成未来5年各项目标过程中，可能会面临“金德尔伯格陷阱”的挑战，即全球公共产品缺失、全球治理体系崩塌所导致的“世界丛林”现象，以及各种防护成本急剧上扬的挑战。

经济格局的变化导致世界治理体系的变化。全球治理问题的核心不是“由谁来主导”，而是“为了谁来主导”。高成本时代已经到来。人类进入了一个大时代，这个大时代不仅是逆全球化、地缘政治恶化的时代，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还是一个高成本时代。

第一，病毒与人类共存，导致各种健康防护成本急剧增加。人类摆脱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使疫情常态化，但病毒与人类共存，一定会给人类增加健康防护成本。

第二，逆全球化导致的技术创新成本和贸易成本大幅上升。中美贸易冲突全面拉响，直接使各个国家对于传统分工体系，即过去30年以垂直分工为主体的供应链、价值链的构建提出了全面的反思，世界必须更加注重安全而非单纯的效率。所以，各个国家都在构建自己的内部大循环，并对关键核心技术制订“备胎”计划。

第三，各国绿色转型加速，绿色转型是一个成本概念。在全球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基本实现的过程中，绿色成本大幅度上扬，很多国家将绿色金融的增速指标作为重要政绩，增速都是两位数，但这表明世界经济的成本在急剧增长。

第四，区域冲突常态化导致地缘政治恶化，防务支出的增长在俄乌冲突下表现得非常明显。虽然防务支出增长有可能在短期里成为GDP，但大量的防务成本特别是战争消耗的成本，一定会成为人类的负担，而不是人类进步的动力。

第五，高债务与高利率带来高还本付息。原本虽然是高债务，但由于低利率或者零利率，还本付息压力并不高。然而，美联储连续加息超过400个基点所带来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

这五大因素叠加全球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短缺与工资联动机制的出现，就大致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人类在未来一段时期将在这种大变局中步入高成本时代。

高成本时代，国际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更加突出。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在全球经济增长能力下降的过程中出现了结构性分化，各国增长动能也出现了结构性变异。高成本导致高通胀和低增长，竞争的关键在于成本控制。而成本控制依赖于技术进步、制度优化和调整，以及整个产业链供应链的战略性布局。

若能在这几大成本控制上取得优势，就能够在国际竞争中拔得头筹。在这种思路下，我们再来思考中国的战略定位，我们需要正确认识国家发展与国际责任之间的关系，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导向，构建并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