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新的一揽子稳增长政策，首先要打破价格下滑的恶性循环

Q6：近期政策性利率调降10个基点，各界都在期待新一轮的增量宏观政策。您对下半年增量宏观政策有何展望或建议？

刘元春：目前经济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复苏，也就是实现了社会秩序和交易的常态化，我们正处于从第一阶段迈向第二阶段经济复苏（利润修复和资产负债表修复阶段）的过渡阶段，有交易没利润、有修复没有扩张的现象比较明显。

这一阶段是政策力度全面加大的关键窗口，因为对于很多扩内需政策而言，如果在社会秩序尚未完全常态化的阶段简单加力，可能会导致“把劲使到棉花上，把高楼建到流沙上”的局面。

同时，政策是推动边际主体利润修复和资产负债表整体性修复的关键力量。在这一阶段，原来一些报复性、补偿性效应开始消退，去年5月份出台的稳增长一揽子政策所带来的增长冲力也在消退，因此有必要构建新一轮的一揽子稳增长政策。

第一，积极的财政政策一定要真正积极。1-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5.8%，但是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负增长，广义财政支出增长速度不到1%，地方政府全力拼经济有心无力。因此，财政政策需要重新定位。

第二，货币政策在数量上较为宽松，但存在结构性扭曲，真正缺钱的部门难以获得资金流入。面对这种结构性扭曲需要有新举措，对于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要有直达资金。

同时，这些部门面临的实际资金成本过高。近期降息已经做出了一个很好的姿态。这是一个信号，表明国家已经正视目前整体资金成本较高，有效需求不足，内生动能不足的问题，政策开始做出新的调整。这也是出台一揽子稳增长政策的重要铺垫。

但10个基点的降息幅度一定是不充分的。虽然也要考虑国际环境的压力——美元利率处在高位，但是当前我国实际利率过高叠加宏观债务率高企，导致还本付息的成本压力较大，经济主体难以快速恢复，所以降息的幅度还可以进一步扩大。根据我们的测算，如果今年能够降息100个基点，整体利息支出将降低3万亿元左右，使企业利润提升20多个百分点左右，这对企业还是非常重要的。

6月LPR报价出炉：1年期和5年期利率均下调10个基点

总体上，政策需要重点关注的方向：

第一，要摆脱价格疲软的状态，避免陷入通缩。如果CPI和PPI持续下滑，环比和同比都出现负增长，将给经济复苏带来较大冲击，所以短期要解决的问题是要打破目前“有效需求不足→价格下滑→信心下滑”的恶性循环。

第二，稳定房地产市场，让房地产市场按照一定的内生规律逐步调整。一方面拒绝饮鸩解渴、过度刺激，但另一方面政策端还要通过对保障性住房的发力来稳定经济，这方面还有很大空间。

第三，通过扩内需，使民营企业盈利要得到改善。财政要进一步加大对于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减税降费的力度；要有直接向民营企业输血补贴的新通道，而不能仅通过大型项目和国企扩张来间接惠及民企；政府采购中，民营企业订单比重可以进一步放大；同时在一些法律法规层面可以有一些创新，问题导向，要有类似前几年“直通车”的改革思路。

财政发力可更多借助政策性金融工具，对青年人就业问题要有专项解决方案

Q7：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是财政发力的重要掣肘。近期一些财力较弱的地方，城投债务风险有所显露。您怎么评估当前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对财政发力的影响？如何在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同时，提高财政发力的能力？

刘元春：事实上4-5月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已经明显改善，特别是土地市场的改善带动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由负转正，下半年地方财政可能继续改善。

但即使如此，地方财政的压力依然难以缓解。通过改革梳理出新的债务解决路径也不是短期能够解决的。因此，中央财政要进一步发力，在财政支出的节奏和总量上可以有一些作为。由于预算法的约束，今年地方专项债、一般债的规模和中央财政赤字率已经确定，但是可以更多使用政策性金融工具，包括运用到稳定房地产投资、弥补目前地方一些资本金和启动资金不足问题等方面。

另一方面，政府债务管理要做出一些调整。中国的债务问题与西方最大的区别是，不仅债务率相对比较高，政府持有的资产也很高，我国地方政府保有大量经营性资产和一些资产类财务。地方政府债务的化解，要积极通过优化资产结构、资产重组等方式进行，而不是简单进行债务的强制性收缩。不能只在负债端做文章，而不在资产端做文章。

如果结合资产存量一起来考虑，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严重。重要的是要有更加全面深入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对地方债务重组等积极行动进行引导。

Q8：政策应该如何平衡把握结构优化升级和总量增长，也即中长期结构性改革和短期救急之间的关系？

刘元春：一方面，目前大家看到政策对创新驱动方面的偏向，这是一个长期战略。对于高新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扶持，是发展战略和产业战略的核心，这是毫无疑问要始终坚持的。

另一方面，的确要认识到当前服务业，特别是一些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复苏比较缓慢。应该出台政策，进一步加大对服务业的支持力度。更重要的是青年人的就业问题，要将其作为一个独立项目，而不是其他稳增长措施的延伸项目来处理，也就是针对青年人就业要有新的专门的解决措施。

5月16-24岁青年人失业率进一步上升到20.8%的水平，对应的失业人口规模达到600多万，这不是一个小数目。过高的青年失业率实际上对整个经济社会形势都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对家庭的压力和信心的打击都是很大的。因此在特殊时期，针对青年人就业是否要专门建立青年人就业基金，专门设立一些针对大学生的新型以工代赈项目，这些是值得思考的。

目前来看，5%的GDP增长速度虽然能够完成1100万新增就业，但是今年劳动供给量大幅增加，仅依靠实现经济增长目标，对于稳就业来说可能是不足够的。原因在于，随着中国产业升级、交易方式和消费方式的变革，尤其在疫情后一些新兴行业的崛起，对于劳动力的吸纳力是在降低的，而过去几年延迟就业有所积累，这些问题叠加使得今年的就业承压。这也要求在失业救济、失业保险和社会安全网救助等方面的财政支出要再上一个台阶。

Q9：近期人民币汇率明显走弱，您怎么分析和展望人民币汇率的走势？

刘元春：近期人民币走弱，一方面原因是市场预期偏弱影响资金流向，另一方面是美国经济好于预期，美元较为坚挺，使得人民币相对美元贬值。从中期来看，资本流动对汇率稳定起主要作用，在全球经济低迷的状况下，如果中国经济能够达到5.5%左右的增长，那么中国依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享受全球化红利，因此中期人民币汇率的回归应该不成问题。

当然，这之中也要关注国际形势变化带来的风险，例如美欧对中国战略定位的调整，以及在美国“小院高墙”战略的引领下，其贸易伙伴国之间产业链供应链同盟效应的形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