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即使没有区分流入或流出，从前述绝对数字都不难看出，对贵州而言，其实际情况当然是绝对意义上的净流出状态，这也同样为东部沿海省份等流入地注入了婚姻资源的蓄水池。年复一年地从西部如贵州这类省份流出，即使是劳动力资源，也为东部沿海省份提供了劳动力之外的婚姻资源这类取之不竭的资源池。

更能进一步说明问题的是，上述流入中西部地区的突出特点是，湖南的流入地主要是长株潭，而贵州的流入地主要是贵阳和遵义。如果去除这几个省域内的重要城市，其他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对湖南和贵州这类中西部省份而言，几乎都呈严重的净流出状态。

实际上，从田野调查的角度来看，不仅仅是在二、三产业层面出现大量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资源大量向东部地区流动的情况，即使在第一产业中，也不乏出现有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向东部地区流动的情况。

早在2009年，笔者所在团队在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农村调查发现，当地农村在发展苗木等农业特色产业的过程中，奉化本地农民从事苗木种植一线工作的反而不是那么多。相反，他们大多倾向于在农业生产中采用雇工的形式，以每天约120元的工价吸纳和雇佣中西部地区农村的中青年农民到奉化一带从事农业产业中的季节性务工。

浙江宁波，茶农在茶园采摘茶叶 资料图：新华社

这种现象在全国都有一定的普遍性，例如上海郊区的农业生产，也主要依赖中西部地区农村农业劳动力的流入，上海的学者将这种务工形式区分于二、三产业的农民工进行提炼，并专门将这种形式的劳动力流动叫“农民农”。

所有这些都能充分说明，劳动力流动在东西之间存在着很大程度的不对称。也即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流入多，反过来则东部地区往中西部地区流入少，两者之间的差值形成劳动力资源流动的东西鸿沟。

劳动力资源自西向东的流动，不仅为东部地区的二、三产业带来了充沛的劳动力资源，也相当于变相为东部地区储备了婚姻资源。大量在东部地区务工的中西部女性，因为东部地区的就业等多方面的虹吸效应，而愿意通过婚姻迁移的形式转移到东部地区定居生活。也正是因为劳动力迁移这一大前提的存在，才可以支撑婚姻市场和婚姻迁移的存在。

三、婚姻市场与婚姻迁移的东西差异

在劳动力市场形成全国性市场的同时，全国性的婚姻市场也随之产生。

当劳动力都无法自由迁徙的时候，婚姻流动也就具有很强的地域性。这也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不管是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本地婚都是主要形式的原因所在。在那以前，也无所谓婚姻的地域偏好，因为其选择空间本来就有限。

当全国性的劳动力市场形成后，劳动力在自由流动的过程中，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随之而来的婚姻资源的自由流动，大量跨省婚姻亦因之而开始兴起。

与劳动力资源主要从西往东流动一样，在婚姻市场中，也大致呈现出自西向东流动的倾向，且又尤其以中西部地区女性向东部地区婚迁为主。这种迁移的结果，不仅让东部地区承接了大量劳动力资源从而带动东部地区更加快速的发展，而且也为东部地区输送了大量中西部地区嫁入的女性。虽然东西双向都有流动，但总体而言，仍是自西向东流入为主，从而在劳动力流动的落差外，再形成一种东部与中西部的婚姻流动的落差，其表现也主要以女性流动的落差为主。

因此，如果说性别结构失衡对婚姻产生挤压的话，它并非在某一区域内部形成，或者说并不主要是在本区域内部形成的，而是在区域之间形成的。换言之，如果说性别结构失衡原来存在人口总性别比失衡、婚配性别比失衡以及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这三种情况的话，那么，对婚姻真正产生挤压的是第四种性别结构的失衡，即跨区域之间的性别流动失衡。

我们同样以中部地区的湖南省和西部地区的贵州省为例对此加以论证说明。

在湖南省，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揭示出，在年龄组方面，乡村女性迁移人口20岁—29岁段占比高达38.17%，这无疑与婚姻迁移有很大关联。其中，根据迁移原因具体划分，湖南省2010年因为婚姻嫁娶迁移流动的女性占比为8.89%，男性为1.83%。

与前述劳动力迁移数据相似的是，因为这个比例没有区分跨省流出与流入，因此，对于流出的精确数字无法获得。但是，我们可以据此推算：

第一，根据总体数字来推算，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户口登记地在湖南而现住地在全国其他省份的共约722.9万人，其中，男性401万人，女性322万人。

第二，假定8.89%的水平对于流入与流出都是相同水准，那么因为婚迁而流出的湖南女性约30万人，这个数字几乎可以覆盖从外省流入湖南的全部女性的数据。

第三，我们以湖南流出到广东和浙江这两个大省的数据与外省因婚姻嫁娶流入广东和浙江的情况做进一步对比论证说明。

其中，因婚姻嫁娶从外省流入广东的女性有14.56万人，男性有1.25万人；因婚姻嫁娶从外省流入浙江的女性有11.8万人，男性为1.34万人。同一时期，因为婚姻嫁娶流入湖南的女性有5.08万人，男性为0.72万人；因婚姻嫁娶流入贵州的女性为4.36万人，男性为1.48万人。

通过这些数字对比，尽管我们无法得知到底有多少女性从湖南或贵州点对点地因为婚姻嫁娶迁移而流出到类似广东、浙江这类东部沿海省份，但从绝对数字上可以看出，东部和中西部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东西差异和区域落差。且流入广东和浙江的情况是比较均匀地分散在全省各地级市的，反之，流入湖南和贵州这类省份的则主要扎堆聚集在这些省域内的中心城市，如长株潭和贵阳、遵义等地。

一对新人在民政局婚姻登记处领取结婚证后拍照留念。 资料图：新华社

能够弥补上述宏观数据缺陷的是，我们在田野调查中亦发现了这一机制的存在。

其经验证据是，我们在东部地区的浙江省诸暨市某村调查时发现，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该村共有来自于浙江省外的主要以中西部地区为主的外地媳妇108人，而该村30岁及以上仍未结婚的女性则有64人。

反之，我们在西部地区的贵州省黔西南州的一个村调查时发现，该村有69个30岁以上的未婚男性光棍，有40多个已婚男性妻子跑掉或离婚后未能再婚的重返光棍，以及已经无法统计准确数据的大量该村女性外嫁到东部地区农村或邻近的成都、重庆一带的西部区域性中心城市和这些区域性中心城市边缘带农村的情况。

在中部地区的湖南省东北某村调查时亦发现，户籍人口1000人左右的村庄，30岁以上的光棍有约50人，与之同时，该村历年外嫁到东部外省的女性不少于100人。

由此，能够比较充分地证明，婚姻资源的流动同样存在明显的东西差异，在中西部与东部之间存在非常大的区域落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