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而没有走出内战

观察内战前的叙利亚社会，在种族组成上，约90%的人口是阿拉伯人，其中包括约50万巴勒斯坦人与多达130万的伊拉克难民，库尔德人约占9%，其他则是数量较少的亚美尼亚人、切尔克斯人和土库曼斯坦人；在宗派组成上，根据2005年统计数据，74%的叙利亚人口为逊尼派穆斯林，阿拉维派约占12%，德鲁兹派占3%，另外还有其他少数教派，基督徒则占10%。

基本上如果单就种族组成来看，只要阿拉伯人团结，就能形成压倒性多数，维持政权稳定，而这似乎也是过去阿萨德政权的着力点。观察父子两人统治叙利亚的叙事工程，除了随处可见的个人崇拜，基本就是复兴党的基础意识形态：呼吁阿拉伯人团结的泛阿拉伯主义，再结合反帝国主义、反犹太复国主义、社会主义。

平心而论，这种叙事工程也算符合叙利亚的族群组成：用泛阿拉伯主义凝聚叙利亚阿拉伯人，用其他主义团结少数族群。只是如前所述，在宗派视角上，阿拉维派与逊尼派的仇恨根深蒂固，阿拉维派以少数身分垄断重要机构与安全部门、哈马大屠杀的伤痕长年横亘，都让双方的和解进程迟滞不前。

此外，阿萨德政权对少数族群的高压统治，也掏空了叙事的团结能量。例如哈菲兹·阿萨德在1973年启动了“阿拉伯带”（الحزام العربي）计划：沿着叙土边界设立宽10至15公里、长度超过375公里的狭长地带，强制迁出当地14万名库尔德人，改由阿拉伯人前往定居，而该地的库尔德地名，也被与传统和历史无关的阿拉伯名称强硬取代。虽说“阿拉伯带”计划在1976年结束，遭驱逐的库尔德人却不被允许返回故土，这当然也为日后冲突埋下火种。

因此可以这么说，内战爆发前的叙利亚无疑是中东强国，经济繁荣、军容壮盛，男女识字率都超过70%，在中东名列前茅，但也正因如此，国家建构的失败一直被现代化的表象遮掩。在国家发展的一片荣景下，不满阿萨德与阿拉维派的各方长期噤声，他们并非无心反扑，而是在等一个时机，最后也等到了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以及2011年的内战爆发。

从结果来看，内战不只震碎阿萨德政权垄断的上层结构，放出压抑许久的族群冲突能量，也因为大国竞相参与叙利亚的族群冲突，而让分裂状态变得更加复杂：代表阿拉维派的阿萨德政权以伊朗、俄罗斯为靠山；东北的库尔德武装成了美国代理人；西南的德鲁兹人则与以色列眉来眼去。

基本上，这个结构既贯穿内战本身，又持续到了今日，导致叙利亚看上去已经走过内战，实际上却没有真正走出内战。

首先是从云端跌落谷底的阿拉维派。在伊朗与俄罗斯的共同支持下，代表阿拉维派的阿萨德政权苟延残喘多年，却还是毁于两国的各自分身乏术：伊朗“抵抗轴心”被这轮以巴冲突重创、俄罗斯则深陷乌克兰战场。而阿萨德政权的垮台，也意味阿拉维派苦难岁月的到来，逊尼派摩拳擦掌要为哈马大屠杀复仇，过去受到阿萨德政权压迫的各方，也都把气出在阿拉维派身上，两股脉络共同交织，导致了针对阿拉维派的宗派仇杀，以及3月以来的“沿海安全行动”。各种场景情节似曾相识，宛如阿拉维派版的“哈马大屠杀”，只是死伤规模小于当年。

而一连串冲突也暴露了两个政治现实。第一，叙利亚临时政府目前所能进行的国家建构也相当有限，沙拉本人或许没有授意部下屠杀阿拉维派，却也明显控制不了基层士兵的各行其是；第二，大国介入的底色并未完全淡去，亲阿萨德武装在过程中还是与黎巴嫩真主党有所联系，伊朗也公开批评叙利亚临时政府的屠杀，德黑兰显然想要恢复在叙利亚的补给线与地理通道，维系“抵抗轴心”的地缘能量，而阿拉维派就是最好代理人。

时至今日，临时政府虽然宣布骚乱结束，亲阿萨德武装却仍在叙利亚西部活动，没有解除武装、更没有谈判整合的迹象。当然，这些武装看起来没有颠覆政权的能量，但临时政府军似乎也没有彻底清剿的能力。

3月7日，一支军事车队前往拉塔基亚，参加在阿勒颇与前总统阿萨德有关的武装分子战斗。 Reuters

再来是与美国关系密切的库尔德武装SDF。基本上内战爆发以来，东北的库尔德人武装割据，就是美国介入的直接结果，土耳其也因此有了“切断库尔德人联系”这个入侵叙北的现实借口。而美国的考量其实与伊朗类似：要培养自己的代理势力，尤其是在准备撤出中东、转向印太的战略背景下；而库尔德人苦阿萨德政权已久，如今能争取形同独立的自治地位，当然也乐于接受美国的橄榄枝。

这种离心倾向一直延续到了叙利亚变天。2024年12月阿萨德政权垮台后，SDF虽在美国调解下与亲土耳其武装达成停火协议，也未公开反抗临时政府军，其基层士兵却还是不断与双方爆发小规模冲突，SDF更明显不愿成为“叙利亚人”，所以并未参加最初整合反对派武装的协议谈判。现在之所以愿与临时政府签署协议，当然还是出于美国的强烈要求，只是协议本身只有方向没有细节，最终到底能让库尔德武装与中央整合到什么程度，恐怕就像临时政府对阿拉维派的安全保障，都是结果说话的未知数。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库尔德武装经历多年内战淬炼，提升的不只有战斗能力、还有自治倾向，如果临时政府没有祭出更强力施压，光凭一纸协议、美国协调，就要库尔德人解除武装、重返阿萨德时代状态，恐怕不太容易。

接着是立场暧昧的叙利亚南部德鲁兹人。从地理分布来看，德鲁兹人与库尔德人处境类似，都是散居中东四国的跨界民族，最多聚居在叙利亚，接着依序是黎巴嫩、以色列、约旦。因此早在内战爆发时，叙利亚德鲁兹人就选择接受“以色列德鲁兹兄弟”的军援，提高自己与逊尼派武装的对峙底气，部分德鲁兹高层甚至一度受以色列庇护。而以方的考量也是相当明显：只要帮助相对亲以的德鲁兹人建国或实质自治，就能在叙以之间形成缓冲带，有助以色列维护国家安全。

当然，从后续发展来看，内战并没有让以色列实现目标，但阿萨德的垮台显然又让以色列看到希望，所以趁乱直接发动了入侵，既要对叙利亚南部三省“去军事化”，也尝试再与德鲁兹人创建关系。而德鲁兹人的公开立场当然是谴责以色列占领，实际互动却又不是如此：德鲁兹人收下了以军送来的人道援助，且还同意100位德鲁兹高层在以色列安排下参访戈兰高地。接下来，以色列还将开放叙利亚德鲁兹人的工作许可，后者同样没有拒绝。

显然，德鲁兹人正在成为以色列的名目与扶持对象：如果成功让叙以边境的德鲁兹人自治，以色列就多了一道安全屏障；而如果德鲁兹人与叙利亚临时政府军爆发冲突，以色列就更有借口驻军叙利亚南部，因为要“保护我们的德鲁兹兄弟”，事实上这已逐渐成为以色列现在的宣传风向。

整体来说，不论是阿拉维派、库尔德人或德鲁兹人，面对临时政府的统合支配，都展现了一定程度的抗拒：出身阿拉维派的亲阿萨德武装拒不妥协，并且寻求伊朗支援；库尔德人虽然同意签署协议，却还想维持自治空间；德鲁兹人虽然没有严厉拒绝临时政府，却也同样没有抗拒以色列。

2024年12月17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赴叙利亚缓冲区内的内战略要地黑门山视察及听取军事简报。 FB@Government Press Office

而这种支配与抗拒的拉扯，显然不是政体的改换可以解决。因为政治实体与国家社会要能建立秩序，关键还是被治理者要对所属群体产生认同，进而服从治理者的支配。当然凝聚认同的方式软硬皆有，但核心原则还是完善治理；正如外界要拆解一个国家的内部团结，方法同样五花八门，但万变不离其宗还是利诱拉拢，历史上的帝国解体、改朝换代，案例已经多不胜数。

无论如何，一旦脱离“有归属才能支配”的前提，不论国家是专制或民主，都可能因为小小的内部裂痕，而逐渐走向内部秩序的部落化，叙利亚内战是典型案例，欧美近来的极右崛起、文化战争当然也是一个剖面：执政的进步派精英既无法挽救经济的失落危机，也没能弥合围绕身分政治的内部分歧，导致越来越多选民流向了“极右派强人”。

其实即便是阿萨德已经跨台的当前叙利亚，也依旧深陷治理失能、统合未成的泥淖，总统沙拉签署宪法宣言当天，以色列甚至还空袭了大马士革。这种内有割据、外有强敌的状态，不论政体最终走向专制或民主，凝聚认同都是相当艰巨的挑战。

当然，把“阿拉伯之春”视作“民主化”，原本就是种粗暴的失真简化，因为即便忽略欧美的域外介入，光是推动“阿拉伯之春”的本土势力，就不只有渴望自由民主的一般民众，更有希望攫取权力的其他参与者，例如叙利亚的非阿拉维派武装与库尔德人、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与反穆巴拉克派系、利比亚的卡扎菲敌对部落。换句话说，“阿拉伯之春”的本质还是改朝换代，而无关傲慢传教视野下的启蒙与进化。

回顾叙利亚的分裂本身，其病根早在独立前就已种下，再加上内战后的大国介入，短期内似乎也难寻解方。此前不少声音认为，推倒阿萨德这个独裁政权，叙利亚未来就能走向民主、迎来自由的喜悦与繁荣，其实从当前局势来看，这恐怕还是过度乐观的想象。

毕竟从独立以来，叙利亚的深刻命题就不是民主或独裁，而是各方对于这块彼此共生的家园，始终缺乏了共同的国家愿景，也没有统一的身分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