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在打击阿萨德政权错失先机、培植代理势力又收效未果下，以色列的叙利亚棋局虽没有像在黎巴嫩时一败涂地，却也难言胜利。基本上从2018年夏天开始，阿萨德政权就已在俄罗斯、伊朗支持下，重新控制了叙利亚约三分之二的领土，并在日后恢复与阿拉伯国家的联系；而通过在叙利亚部署民兵，伊朗已经实质控制了幼发拉底河谷中部的关键地区，特别是代尔祖尔（Deir ez-Zor）、阿布卡迈勒（Abu Kamal）与巴尔米拉（Palmyra）周围的叙利亚沙漠、大马士革郊区和阿勒颇（Aleppo）周围；真主党则实质占领了与黎巴嫩接壤的卡拉蒙山脉东坡和赫尔蒙山的山坡，并且不断将部队轮换到叙利亚境内。

当然，不参赛就不会输，以色列不过度介入就不会过度损失，但叙利亚成为伊朗包围圈的一环，或许也是以色列始料未及的发展。如今阿萨德政权一夕垮台，俄罗斯与伊朗又分身乏术，以色列正好趁机补上过去内战的未完“功课”，一如以色列防长卡茨所揭示的：建立一个延伸到缓冲区之外的安全区，清除可能对以色列构成威胁的所有重型武器和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同时与当地德鲁兹社区和其他地区社区建立联系。

2024年12月8日，叙利亚变天后，叙利亚民众在倭马亚广场把脚踩在已故前总统哈菲兹（Hafez al-Assad）遭到破坏的雕像上。 Getty

切断“抵抗轴心”北部战线

而以色列更大的战略目标，其实远在叙利亚之外，那就是切断伊朗“抵抗轴心”的北部战线。

作为伊朗中东战略的基石，“抵抗轴心”由阿萨德政权和伊朗支持的叙利亚民兵、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民兵、也门胡塞武装以及包括哈马斯在内的巴勒斯坦派别共同组成。这一轴心不只为伊朗建立“前沿防御”，更围绕德黑兰形成了军事与政治同盟，成为伊朗输出革命、建立反美反以区域秩序的代理部队；其中贯通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加沙的部分，就对以色列形成北部包围，加上也门又对沙特形成南北夹击，构成了2023年沙特伊朗复交的重要背景。

而黎巴嫩与叙利亚，就是“抵抗轴心”的重点板块。

在黎巴嫩，伊朗支持的真主党宛如“国中之国”，不仅军事力量独立于黎巴嫩的国家控制外，更得到了该国什叶派社群的大力支持，并且成功建立起跨宗派的政治联盟，既增强了伊朗在黎巴嫩宗派政治中的影响力，也确保了德黑兰在黎巴嫩议会和内阁中的代表性。

真主党前领袖纳斯鲁拉（Hassan Nasrallah）更是“抵抗轴心”的重要成员，不仅公开宣示效忠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Ali Khamenei），更承诺会在与以色列或美国的任何冲突中捍卫伊朗。而正因纳斯鲁拉的高度忠诚与配合，真主党与德黑兰的互动远远超出一般赞助者和代理人的利益结盟。

首先，真主党无疑是整个“抵抗轴心”中，与伊朗在意识形态及立场上最一致的板块；2020年美国暗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Qasem Soleimani）后，纳斯鲁拉更是带领真主党来到“抵抗轴心”核心，成为协调运作的重要关键；而在合作多年后，伊朗的安全援助模式也由运输军备，转为在当地建立生产线，真主党手握的15万枚导弹中，有大部分是在黎巴嫩本土生产；真主党麾下数万战斗人员（宣称10万，但真实数字可能在3万左右）的战力远超黎巴嫩军队，同时兼具训练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的作用。

图为2024年9月28日，伊朗民众在德黑兰上街，悼念遭以军空袭死亡的真主党（Hezbollah）领袖纳斯鲁拉（Sayyed Hassan Nasrallah）。 路透社

整体来说，真主党是以色列与“抵抗轴心”发生多线战争时的关键枢纽，黎南与以色列的相互接壤，更具地缘威慑上的战略价值。

而在叙利亚，阿萨德政权虽然也依靠伊朗支持，却没有发展出跟黎巴嫩真主党一样的高度互信，而是更有利益算计的现实色彩。

一来，阿萨德家族的阿拉维派（Alawites）长期被当成伊斯兰内部“异端”，虽然名义上属于什叶派分支，实际上却与传统什叶派存在习俗与教义区别，阿萨德政权也因此无法像黎巴嫩真主党一样，在宗派政治上与伊朗建立强韧纽带；二来，在支援阿萨德政权存续上，俄罗斯同样扮演关键角色，这就导致阿萨德两边游走，并不如真主党般信赖伊朗；三来，阿拉伯世界最后也逐渐接受阿萨德政权，叙利亚又与海湾阿拉伯国家恢复了关系，起初是在2018年与阿联酋共同重开大使馆，阿萨德更在2022年访问阿联酋，是内战以来的首次出访，接着是叙利亚在2023年重返阿拉伯联盟，并在2024年与沙特实现关系正常化，虽说这时沙特已与伊朗复交，但阿萨德与海湾君主国的接触还是引发了伊朗担忧，所以不断强调“叙利亚重返阿拉伯世界”是“抵抗轴心的胜利”。

但即便伊朗在叙利亚的根基不如黎巴嫩稳固，德黑兰还是需要叙利亚。从地理位置来看，叙利亚能充当连接伊朗经伊拉克通往黎巴嫩的陆桥，只要打通叙利亚，德黑兰就能更好控制“抵抗轴心”的武装人员、物资和军备的跨境流动，提高部署与补给速度；从地缘政治来看，伊朗在叙利亚东部的存在能够牵制美国影响力，因为美方至今仍在叙利亚维持少量军事存在，并通过支持叙利亚民主力量（SDF）来维持对东北的控制；此外，叙利亚的戈兰高地也与以色列接壤，具有跟黎南一样的战略威慑价值。

因此即便与叙利亚缺乏类似黎巴嫩的纽带，伊朗还是积极要建立安全存在，例如2013年德黑兰曾试图在叙利亚复制“黎巴嫩模式”，成立所谓国防军（NDF），希望这支武装成为忠诚的半自治民兵，类似真主党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的巴斯基民兵，只是成效不甚理想。之后德黑兰便转换策略，采取“伊拉克模式”，开始在叙利亚东部吸收地方什叶派民兵，并从阿富汗与巴基斯坦招募佣兵，在代尔祖尔周遭建立许多行动基地。同时真主党也与阿萨德建立军事联系，开始在叙利亚招募、训练和指挥亲伊朗民兵，这也反映了伊朗战略思维中，黎巴嫩与叙利亚两大关键板块的逐渐合一。

2024年12月1日，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与到访大马士革的伊朗外长会面。 路透社

而加沙战争明显展演了相关成果。真主党基本上从战争第一天开始，就不断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包括发射火箭与无人机，来支援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导致以色列为此疏散北境数万居民；叙利亚的亲伊朗民兵也对持续美军发动袭击，更在2024年1月28日导致3名美军士兵在约旦与叙利亚边境身亡。

而这种做法无疑激怒了以色列，最终导致前者放弃从2000年撤出黎巴嫩、到2011年面对叙利亚内战裹足不前的长期立场，开始在杀红了眼的情境下悍然入侵。

首先是黎巴嫩。 2024年9月以来，以色列先是引爆呼叫器与对讲机，接着发起斩首行动，击杀纳斯鲁拉在内的真主党高层，并在9月30日入侵黎巴嫩，与真主党地面部队激烈交火。当然从过往经验来看，以色列入侵只能见好就收，否则就会陷入游击泥淖、占领无效的困境，因此双方最后在美国与法国促成下，达成了停火协议，但真主党还是受到重创：不只作为“抵抗轴心”协调关键的纳斯鲁拉身亡，人员与军备也被严重消耗，短期之内都无法展现过往战力，这也成为阿萨德政权倒台的关键之一。

再来就是叙利亚。即便叙利亚并没有积极支援哈马斯，但以色列经历10月7日闪击后，无法容忍边境再有伊朗势力存在，且叙利亚是连通“抵抗轴心”北部战线的重大板块，以色列当然更要“打蛇打七寸”。因此加沙战争以来，以军就持续升级对叙利亚的空袭，从一开始的针对军事设施、基础设施和武器运输，再到暗杀伊朗高级指挥官，甚至在2024年4月直接轰炸伊朗驻大马士革领事馆，引发后续伊朗与以色列的几次导弹互射。如今阿萨德一夕倒台，已经入侵黎巴嫩、痛打真主党的以色列，当然不会放过削弱叙利亚军事能力的“天赐良机”，也不会放过切断“抵抗轴心”北部战线的一丝可能。

当然，就像入侵黎巴嫩有转移加沙泥淖、缓解人质问题压力的政治考量，这次入侵叙利亚刚好发生在内塔尼亚胡贪腐案受审的背景下，不排除也有转移内政问题的计算。且叙利亚内部局势复杂，以色列如果鏖战太久，恐怕又会重蹈过去入侵黎巴嫩的覆辙，因此扩大安全缓冲区可能会是较实际的成果。只是不论程度多寡，叙利亚变天必然影响伊朗的“抵抗轴心”布局，以色列与伊朗这场没有终点的代理人之战究竟如何发展，还有待时间揭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