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霍布斯鲍姆，《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马俊亚、郭英剑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页252-254。

[2] 参见凯利，《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询》（1999），陈恒、宋立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页325-346（以下简称“凯利”，随文注页码）。

[3] 博丹，《易于认识历史的方法》，朱琦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以下简称《方法》，随文注页码）。

[4] 比如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陈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布罗代尔，《论历史》，刘北成、周立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5] 布罗，《历史的历史：从远古到20世纪的历史书写》，黄煜文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页303。

[6] 布赖萨赫，《西方史学史：古代、中世纪和近代》，黄艳红、徐翀、吴延民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页236-237（以下简称“布赖萨赫”，随文注页码）。

[7] 沃尔泽，《清教徒的革命：关于激进政治起源的一项研究》，王东兴、张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页vi（以下简称“沃尔泽”，随文注页码）。

[8] 麦格拉思，《加尔文传：现代西方文化的塑造者》，甘霖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页197（以下简称“麦格拉思”，随文注页码）。

[9] 马莱特，《加尔文》，林学仪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页76。

[10] 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卷四：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孔新峰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页348（以下简称“沃格林/卷四”，随文注页码）。

[11] 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卷五：宗教与现代性的兴起》，霍伟岸译、贺晴川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页220（以下简称“沃格林/卷五”，随文注页码）。

[12] 博丹，《主权论》，富兰克林编，李卫海、钱俊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3]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上下册），徐庆誉、谢秉德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加尔文，《基督教要义》（三册），钱曜诚等译，孙毅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2011/2012/2013。

[14] 比较凯波尔，《加尔文主义讲座》，见凡赫尔斯玛，《加尔文传》，王兆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页203-369。

[15] 《普遍法的划分》与《方法》的关联，参见麦克雷，《博丹思想中的拉米斯倾向》，见娄林主编，《博丹论主权》（“经典与解释”辑刊第44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页99-100。

[16] 琼斯，《剑桥插图法国史》，杨保筠、刘雪红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页135（以下简称“琼斯”，随文注页码）。

[17] 参见邦尼，《博丹与法国君主制的发展》，见娄林主编，《博丹论主权》，前揭，页31-54。

[18] 参见威尔逊，《王权君主制：<国是六书>中的“绝对”主权》，见娄林主编，《博丹论主权》，前揭，页17。

[19] 施米特，《从囹圄获救》，朱雁冰译，见施米特，《合法性与正当性》，刘小枫编，冯克利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页232。

[20] 强调这一点的恰恰是剑桥学派及其先驱巴隆，他们因此而值得学界感谢。参见汉考克，《加尔文与现代政治的基础》，何涛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7，页15注1。

[21] 转引自阿米蒂奇，《内战：观念中的历史》，邬娟、伍璇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页61。

[22] 沃格林，（《新政治科学》，段保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页145-146（以下随文注页码）。

[23] 斯通，《英国革命之起因》，舒丽萍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页81。

[24] Michael R. Watts，The Dissenters，Volume I: From the Reformation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78；Michael R. Watts，The Dissenters: Volume II: The Expansion of Evangelical Nonconformity，Oxford：Clarendon Press，1995.

[25] 参见埃普利，《胡克论至高王权》，见姚啸宇编，《胡克与英国保守主义》，姚啸宇、刘亦凡译，北京：华夏出版社（即出）。

[26] 参见伍德，《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傅国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27] 狄金森，《十八世纪英国的大众政治》，陈晓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页184-210（以下简称“狄金森”，随文注页码）。

[28] 沃林，《政治与构想：西方思想的延续和创新》，辛亨复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页192，比较页199-200（以下简称“沃林”，随文注页码）。

[29] 徐弃郁，《帝国定型：美国的1890-1900》，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30] 转引自篠田英朗，《重新审视主权：从古典理论到全球时代》，戚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页41。

[31] 参见马歇尔主编，《剑桥插图大英帝国史》，樊新志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页13-45。

[32] 颇为典型的加尔文主义自由国际的宣传品（没有丝毫学术含量），除前文提到的凯波尔讲座中译本外，亦参凯利，《自由的崛起：16-18世纪加尔文主义和五个政府的形成》，王怡、李玉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

[33] 详参狄金森，《英国激进主义与法国大革命：1789-1815》，辛旭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页1-37。

[34] 比较霍夫曼，《主权》，陆彬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