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小枫】

任何一个文明大国的教育都离不了史学，民主化的“全球史”学则让我们看到，史学也最容易败坏一个文明大国的教育品质。（编按：本文为全书第五部分最后的“余论”，民主化“全球史”学对教育品质的败坏具体在第五部分的前文论及）

在今天看来，梁启超当年呼唤“新史学”没有错，但他忽略了一个根本问题：谁来施行新的历史教育，史学家应该具备何种精神素养？梁启超没有意识到，作为实证学科的西方现代史学让搞“史”的人以为，他们掌握史料、知道历史的“文献”就等于有了“极敏之眼光，极高之学识”。

在《论史学对生活的利与弊》中，尼采一再强调的根本论点是：虽然对个人和民族的健康来说，“非历史与超历史的东西”和“历史的东西”同等必要，但相比较而言，“非历史与超历史的东西”更为重要。

我们将必须把在一定程度上非历史地感受的能力视为更重要的和更原初的能力，因为，在这种能力中才有某种正当的、健康的和伟大的东西，某种真正人性的东西在它上面才有生长的基础。（尼采，《观察》，页142—143）

严格来讲，尼采这篇时论的标题当读作“史学对于教育的利弊”。前文提到，尼采的这篇时论写于普法战争结束之后两年。在普鲁士王国及其铁血宰相俾斯麦（1815 - 1898）带领下，德意志人显得相当轻松地打赢了这场战争，以至于德意志知识人滋生出一种乐观情绪：德意志帝国的崛起指日可待。在尼采看来，这种情绪是历史意识短视和肤浅的体现。德意志帝国的崛起更应该体现于德意志人的教化，而非仅仅是一场战争的胜负。否则，在下一场战争中，德意志人可能会一败涂地。

尼采

可以说，尼采与梁启超一样看到，德意志的新生需要新的国民教育，而这种教育离不了史学：

毫无疑问，我们需要史学，但我们需要它，却不同于知识花园里那爱挑剔的闲逛者，尽管这种人会骄傲地俯视我们粗卑的、平淡无奇的需求和急迫。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史学来生存、来做事，而不是舒适地脱离生活和行动，或者甚至美化自私自利的生活，美化怯懦而丑陋的行动。（尼采，《观察》，页133 - 134）

要理解这段话，我们就得知道尼采是在劝诫布克哈特，告诉他让古典史学“非政治化”并转向文化史学会有怎样的不堪设想的后果。尼采相信，只有在史学为生活服务这一前提下，人们才应该从事史学。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了理解“生活和行动”，我们需要史学，但史学能够理解“生活和行动”吗？“生活和行动”的根本问题涉及何谓“正义”，史学能够为我们提供判断“生活和行动”是否正义的标准吗？

德意志人正在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但有助于德意志人正确理解“生活和行动”的是古典史学，而不是作为一门实证学科的现代史学。古典史学（其代表是修昔底德）通过考察历史上的事变探究人世的根本问题，旨在培育人的德性品质，而非通过收集具有“客观性”的历史材料，寻找所谓历史的“真实”。

四篇《不合时宜的观察》分别论及德意志学界当时的神学、史学、哲学和艺术，都事关德国的人文 – 政治教育，与尼采在此前（1872）所做的“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的六个公开报告相呼应。神学是拉丁基督教欧洲文教体制中的传统“王者”，自17世纪以来，新的哲学篡夺了“王者”地位，而到了19世纪，现代史学正在从哲学手中夺取王位。尼采指望通过恢复古典的“艺术感”来阻止现代史学的僭越行动，因此，我们在《论史学对生活的利与弊》中看到尼采大谈“艺术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