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之司马迁说到武帝好马的习性，“尝得神马渥洼水中”，高兴得作了一首“太一之歌”——紧接着他就“刺武帝”了：

后伐大宛得千里马，马名蒲梢，次作以为歌。歌诗曰：“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中尉汲黯进曰：“凡王者作乐，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马，诗以为歌，协于宗庙，先帝百姓岂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说。丞相公孙弘曰：“黯诽谤圣制，当族。”（《乐书》）

妙啊！不是吗？尤其妙的是，司马迁也“刺”大儒公孙弘（前200–前121）学乖了。圣上听到刺耳之言虽然不高兴，却也仅仅“默然”，可见他习读儒家经典多少有成效。也许他默然想到：国威与民乐兼得谈何容易，下人不能体会为政者的难处，发一通脾气也没用。

今天的我们值得看到，《大宛列传》表明，无论汉武帝还是司马迁，都毫无如今所谓国际地缘政治意识，或者说虽然身处“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却没有这样的“时刻”意识。如果我们因此责备他们，那就会是我们的历史意识出了问题。毕竟，一道道山脉将美索不达米亚和地中海周边惨烈的政治冲突与华夏秩序赖以形成的地带隔离开来。我们不能责备自己的祖先生活或意识闭塞，因为我们没可能责备自然地缘。

反过来，我们也得承认，我们的祖先对帝国更替式的文明冲突毫无经历。因此，西方的世界史学家有理由说：

那些处于闭塞状态下的民族，既得不到外来的促进，也没有外来的威胁，因而，被淘汰的压力对它们来说是不存在的，它们可以按原来的状况过上几千年而不危及其生存。

在杉山正明看来，“希罗多德的《历史》及司马迁的《史记》有令人惊讶的相似处，两者都是为了‘现在’而有历史。” 这个相似的理由似是而非，毕竟，“为了‘现在’而有历史”的纪事书，岂止是希罗多德和司马迁的传世之作。

希罗多德（公元前485年生）比司马迁（公元前145年生）早三个世纪，就历史时间和政治秩序演化的平行对观而言，尤其是就我们应该从古代史书中学习什么而言，在笔者看来，我们更值得拿珀律比俄斯和普鲁塔克（公元46 – 120）与司马迁对观。

希罗多德

无论文明类型还是政治思想的比较，都是为了提高对自己的认识。因此，比较不仅要寻找相同或相似，毋宁说，寻找不同或差异更重要，这样才能更好地发现自己的不足。珀律比俄斯和普鲁塔克都做了罗马人的“亡国奴”，在他们的纪事书中，最为突出的历史意识莫过于不同政治体及其担纲者的德性比较，这当然基于他们所身处的世界历史的罗马时刻。

在司马迁的纪事中，我们看不到这样的文明冲突式的德性比较，昆仑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阻隔了前现代的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与罗马时刻的地缘关系。当时罗马城邦的共和政体已经难以为继，不得不转换成帝制，正是中华帝国智识人学习的好机会。

古希腊人对不同政治体及其担纲者的德性比较意识，严格来讲始于荷马。《奥德赛》开篇就唱到：奥德修斯如何历经种种引诱，在攻掠特洛伊神圣的社稷之后，见识过各类人的城郭，懂得了他们的心思。

在希罗多德、柏拉图和色诺芬那里，这种比较意识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智识水平。在现代的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我们才开始学习古希腊人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开始的德性比较。郭嵩焘（1818 – 1891）是中国致力认识西方的第一人，当时大英帝国势力已经深入中亚腹地，我国西域再遇危机。在这样的历史处境下，郭嵩焘读《匈奴列传》后写到，“春秋时之戎狄皆在中国”，“大多与中国杂居”：

迨七国以后，渐次收取胡地，而后匈奴始横于塞外。匈奴立国之始，与诸胡之徒出塞外者日相吞并，以成乎强大，其本未必多可纪者。而周秦之世纪载无征，史公乃混中国与西戎，北狄言之，并其种类亦不可详矣。

郭嵩焘对司马迁的批评，与其他直到民初都还可以见到的那类文史家的批评都不同，因为他懂得：

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俱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

若我们以为，今天我国学界的古典西学研究已经足够了，这仅仅证明我们对自己身处的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的认识还相当浅表。

公元前2世纪末期至公元前44年共和制终结，随着罗马城邦共和政体的征服地区不断扩大，罗马对征服地区的控制不断出现问题，好些地方出现反叛，甚至在罗马政权的本土基地亚平宁半岛也出现反叛。罗马城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先后两次发生军事政变。公元前53年，克拉苏远征帕提亚，兵败身亡；公元前29年，罗马内战结束，屋大维成为首任皇帝，随即改变东进方针。公元前63年，经过为争夺亚美尼亚控制权的长期战争，罗马帝国与帕提亚帝国终于坐下来签订了一个划界而治的“和平”条约，世界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才划上句号。

贺拉斯（公元前65 – 公元8）有幸生活在罗马帝国初生之时，他的《颂诗集》洋溢着帝国的朝气。在他笔下，罗马帝国有如“萨图努斯之子，人类的守护者”：

无论他名至实归的战场大捷

是驯服了觊觎拉提乌姆的帕提亚，

还是让东方海岸的印度和丝国

臣服于罗马，

他都将追随你，公正地统御世界。

这里的所谓“丝国”原文为Seras，并非指当时的中华帝国，而是指中亚地区丝绸之路上的某个方国。我们必须承认，凭靠罗马帝国接防亚历山大所征服的西亚和中亚地带，诗人贺拉斯已经具有全球政治意识。他笔下的所谓“世界”，原文即orbem［地球］，其含义指罗马人所知的整个人居地带（ecumene）。 直到今天，这种全球政治意识在我们的诗人身上仍属罕见。

西方人是否真能“公正地统御世界”，当然是世界政治史上悬而未决的大问题。没有问题的是：西方人很早就有了“统御orbem［地球］”的抱负。贺拉斯并不知道，武帝的中华军队突入西域后，南匈奴集团降服中华，北匈奴集团溃散，其中一支辗转西串，数百年后进入欧洲东部和中南部，引发日耳曼人纷纷西逃，西罗马帝国倾覆。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由此出现大洗牌，真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

【本文节录自《武帝文教与史家笔法》书序，转载时省去注释。感谢刘小枫老师赐稿！序言下半部分也将于近期刊登，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