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连德当时之所以能够在中、俄、日三国共制、官僚体系腐败低效的背景下调动所有资源进行坚决的防控措施，和他剑桥博士毕业以及在业界有高度的专业认同、成长于马来西亚和外国的专家官员沟通无语言障碍以及同时获得朝廷的高度信任几个条件都有关系。而恰好他又是一个有担当、有道义感、有组织能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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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南山的角色很像当年的伍连德。2002年的12月22日，一位高烧、咳嗽、呼吸困难的患者，被紧急送往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按照普通肺炎治疗几天之后，与患者接触的部分医务人员也出现感染。大多数专家认为这是流感。2003年2月18日，北京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来消息，在来自广东的死亡病例肺组织标本切片里，发现了典型的衣原体。当天下午，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紧急会议中钟南山明确提出反对意见，认为非典致病的根本原因不是衣原体，而是一种病毒。经过一番有理有据的论证，会议最终采纳了钟南山的意见。结束会议后有朋友悄悄问他：“与官方意见不同，你就不怕判断失误吗？有一点点不妥，都会影响你院士的声誉。”而钟南山却反驳道：“科学只能实事求是，不能明哲保身，否则受害的将是患者！”

非典防控奠定了钟南山的威望。所以当钟南山踏上赴武汉列车的那一刻，决策过程被重新确立。没有钟南山的出现，2003年的非典和现在武汉疫情的后果同样不可想象。

烈性传染病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传播过程，对其的防控也必然是一个十分艰难的决策过程。我父亲一生研究鼠疫，父亲在他的回忆录中反复强调，如果专家和政府决策者都不愿意承担任何风险，都要等最终的实验结果出来，肯定会酿成灾祸。在这个决策过程中，政府领导的担当比专家的判断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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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两位内蒙古的鼠疫患者被送到北京朝阳医院，引起社会恐慌。我写下了《中国人为什么不用惧怕鼠疫》一文，其中介绍了我父亲那一代鼠疫防治工作者经过十多年的不懈努力攻克了中国主要疫源地鼠疫传播规律的故事。不久后，我见到了曾经参与这一科研课题的内蒙古流行病研究所的退休专家岳明鲜，她给我提供了另外一个故事的细节。

2004年的冬天，她和几位同事被通知连夜赶往内蒙古苏尼特右旗，领导说根据上级指示要去搞一次鼠疫防治的演习。半夜到达后，她们才被告知，当地乡村医生报告，一位老人患病，疑似鼠疫症状。当地医务人员按照程序进行流行病学调查，但病人和家属都一再否认曾经有接触老鼠、旱獭、野兔等鼠疫媒介的经历。但她们不敢掉以轻心，迅速对家属隔离并开始进行鼠疫菌培养，这个过程最快也需要72小时。在等待结果的过程中，患者的病情明显好转，大部分领导认为又是虚惊一场，主张不上报，并解除隔离。

在以往每年的疑似鼠疫病例报告中，绝大部分案例都以虚惊一场告终。

所长让她作出最终判断，经过反复思考，她作出了决定，坚持进行全面的病理检验，以最快的速度调小白鼠直接进行病菌注射试验，十几个小时后，小白鼠死亡。同时，防疫人员对病人家属进行耐心的思想工作，在软硬兼施之下家属终于承认患者曾经抓到一只野兔并剥皮食用的真相。后来残余的一块兔皮被找到，培养出了鼠疫菌。至此，整个流行病学的证据链被确定，疫情最终被控制。

在这个小小的孤案中，患者和家属对于惹事的恐惧，领导不希望在自己地盘上遇到鼠疫疫情的心理侥幸，患者病情的反复都成为最终决策的障碍。而乡村医生的认真负责，防治体系的及时启动，以及现场最权威的技术大拿和主管官员冒着学术声誉和官帽的风险当机立断，是疫情被果断处置的条件。在这个链条上，每一环的缺失都会导致疫情进一步扩散。在如武汉疫情这样发生在千万人口的大都市中，这个链条要更长更复杂，更加严峻的考验专家和官员的智慧与担当。

额外需要提到的一点是，当地蒙古族牧民从来不食用野生动物，几乎所有由于食用野兔、剥旱獭皮的都是外来的汉族人。他们总是以为自己凭自己的敏捷捉到了动物，但往往那是因为患病的动物已经没有能力逃跑，它们用自己最后的一口气给捉拿他们的人一个教训，常常，那个教训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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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连德说过一句话“人以国士待我，必以国士报之”。

打出这句话的时候，我想起了下午一位武汉出租车司机发的视频。他哽咽的讲了自己刚刚遇到的事情。他拉的一位姑娘去医院，姑娘在车上不断接电话，从电话里司机得知，她是一名护士，主动报名参加疫病救治，一路在反复安慰妈妈和亲人。

她也是“国士”。

从伍连德到钟南山再到那位女护士，三位“国士”相隔110年的相遇，让我对我们这个民族在最关键的时候总是有人站出来，喊出一句“我来”充满信心。

除夕之夜，当我们一家人围坐在饭桌前观看春晚的时候，别忘了他们还在以生命为代价守护我们的健康。

致敬，国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