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中期结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工业品全面过剩问题。过剩的产品从钢材、煤炭、水泥、电解铝到造船、汽车、住宅、电脑再到服装、鞋帽、家具、玩具、食品，几乎涵盖了中国制造业的绝大多数门类。这种状况和美国上世纪20年代所发生的生产过剩属于同类问题。

美国从1865年开始进入工业化发展的快车道。此时南北战争结束，横贯东西海岸的铁路建成。这两件事同时发生对美国意味着统一的大市场形成——来自南方的黑奴和欧洲的农民以及来自西部的大量矿产、煤炭、木材同时向位于东部和中北部的城市聚集，产生了纽约、芝加哥、底特律、克利夫兰、匹斯堡等一些工业城市。

从1865年一直到1929年，美国用了65年的时间完成了中期工业化。在这65年中，美国经历了“镀金时代”、“进步时代”和“浮华时代”，创造了人类工业史上的奇迹。尤其是1920年代的美国，金融业的高度活跃伴随钢铁、房地产、汽车为代表的的重工业化狂飙突进，创造了著名的“柯立芝繁荣”。

从1929年的10月股市开始爆跌，到1933年底纽交所的道琼斯指数从300多点跌到40多，美国经济整体进入大萧条，正好是三年多的时间，和2015年中国股市的剧烈波动，到2018年经济下行压力骤然放大的时间周期高度吻合。

大萧条时期，失业的人们拥挤在街头

中国经济遇到的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固有的经济周期性问题，和美国在经历了“柯立芝繁荣”之后遇到的经济危机有一定相似性。虽然和1929年的美国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但中国所应对的条件和环境和当年的美国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经济领域发生的是一次“大洗牌”而不是“大萧条”。因为体制不同，只要不发生大的判断失误，中国有足够工具和手段抑制经济的断崖式下跌，在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中所积累的调控和管理经验都会发生作用。

而“去杠杆”就是为防止产能过剩之后所必然经历大转型可能带来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所进行的提前“排雷”。因为对转型的艰巨性和风险性认识不足，不得不进行的“去杠杆”对于不少民营企业家的切身体验就是不被当做“自己人”。

要扭转这种印象，一方面要尽快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六个方面的问题：包括减轻企业税费负担；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完善政策执行方式；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另一方面，也要把中国经济转型所必然要面对的艰巨性、风险性讲深将透。

加快金融体系改革，真正使金融机构在对待民营企业发展上不戴有色眼镜是让民营企业感受到自己是“自己人”最有效的方式。

一方面，应当要求银行改革现有的风险评价体系，用更全面客观的体系来评价企业，解决基层业务人员看到民企绕道走的心态和惯性。现有金融体系中在金融产品、信贷审批、评价标准等方面也要做出适应新经济的转变，使中国金融体系支持创新驱动发展。

另一方面要在资本市场实现突破，让民营企业能够靠自己的本事在市场上更容易地获得直接融资。以中关村为例，共有333家上市公司，108家在香港、美国上市，67家独角兽公司无一不是在纳斯达克诞生，而没有诞生在国内资本市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为此，应加快多层次发展资本市场，建成一个真正有活力拥抱新经济的新型资本市场。

习主席说“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不仅不能‘离场’，而且要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当民营企业在最关键的金融领域不再受到歧视之后，其他问题自然迎刃而解，民营企业家也就不会把自己当外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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