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主义和理想情怀：来自中国的“独擅胜场”

核武器研发故事，面对一个“元困境”：谁都知道，原子弹是物、是非生命体、是做不了主角的。故而，得找到“人”，将原子弹的故事，变成人的故事。但总归故事因原子弹而起、又以原子弹为目的，人也只能与原子弹相关，方能获得资格进入故事。然而，这又容易让人工具化、元件化、乏味化。

解决方案只能是，把关系变成双向度，把原子弹的故事和人的故事，整合成“人与原子弹之间的故事”：人造出了原子弹，原子弹反过头来，也检验了人、重塑了人。

由此形成一个内在系统：人和原子弹，在每个环节里一起互动和共振。

这就导出第一重区别，被选定和原子弹一起互动共振的，是一个神人、超人，还是千千万万的普通人。

《奥本海默》的处理大家都看见了，周而复始地拆解一个人，用力极深地扎进和透视一个人。

但我们本土的那些，却广泛地、普遍地，散射到了许许多多人。

这与其说是编剧上的考虑，不如说，是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决定的方向。正如邓稼先所说：中国的原子弹绝不是哪一个人能造出来的，绝对是一个集体智慧的结晶。

如果奥本海默是在亲历了美国政坛、舆论、媒体的造神之后，再接受了灭神的反噬，那千千万万将青春与热血洒在西北戈壁上的中国老一代科技工作者，从告别家人到埋骨罗布泊，大约在踏上征途的那一刻，就主动隐没了姓名、暗淡了荣辱、放弃了一切“被封神”的资格与欲望。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第一时间赶赴爆心的防化兵（资料图/共产党员网）

他们更容易被荒疏和忽略，也就更迫切地应当被记录和言说。

很自然，将目光投向戮力同心、众志成城的广大无名英雄，绘制出一代人无计得失祸福的精神图层，这件事，功德无量。

这才让那些影视剧作里，固然有毛主席周总理聂帅的高瞻远瞩，有钱学森邓稼先钱三强的超群智慧，但更多的着墨，都在基层科研人员、基地建设者、工程兵部队、工人、无条件提供支持的当地群众们身上。

这些人或者不及奥本海默那样传奇，但他们筚路蓝缕的贴地前行，自有一种无招胜有招的震撼，效果就是，当他们来到镜头画面的中心位置，哪怕仅仅对真实细节做白描式还原，就能让激动人心的力量破屏而溢：

没有计算器和电脑，用算盘珠子推演高精公式；

没有机械化运输，用手提肩扛在沙漠中搬运设备；

生活条件恶劣，有人以树皮为食，有人徒步百里寻找湖泊，风餐露宿、喝盐碱水、蚊虫叮咬、误食毒野菜……

散射有横向的（人民群众），也有纵向的（下一代）：

《有个地方叫马兰》主线围绕工程兵家属，用“在核试验基地长大的孩子们”之回忆回访视角，铺叙了当年生活、玩耍、闯祸、犯错、学习的种种，他们既体验着同龄孩子难以想象的寂寞艰辛，又得以在最近距离亲历奇迹、与一段伟大事业共同成长，用整个少年时光去渐渐读懂和理解自己父辈的执着与忘我。

《我和我的父辈》里的《诗》也从父子关系展开：父亲像个传说或符咒悬浮于半空，带着深居简出、讳莫如深的背影，儿子很久都没明白你到底是干啥的，却又不知不觉地，复制黏贴了你的轨迹，“我爸爸和我以前的爸爸都死了”，这句哀伤的台词，却漫溢着对传承的暗示——接下了你的儿子，也接下了你的使命，所以赓续了死亡也输送了希望。

散射有跨越代际的，也有跨越性别的：

在《诗》这个似乎天然就由男性主宰的环境里，因为导演的女性身份，它突破了“父辈”原本单一的性别指向：“母亲”同样是“父辈”的一个决定支点。上一代里的男性很早就离开了，下一代里的男性默默目送和祝福着，他们更像是某种符号，而在更具体的地方，一寸寸推进着研究精度、终于奏出黄钟大吕的，也可以是女性。

第一重区别来自“一个人”还是“一群人”，第二重区别来自：“一个人因为原子弹被迫经历了什么”还是“一群人为了原子弹甘于和敢于经历什么”。

《奥本海默》在具象层面揭露了美国的政治腐败和虚伪自大，揭露了罗织罪名、操弄权术、构陷迫害，在抽象层面讨论了人类怎样和自己释放的魔鬼共处。

结果就是，它很吝啬去给出一场完整的理想与成功，它是怀疑主义的。

1954年，奥本海默出席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安全听证会。（图/AP）

但我们的那些，却是百分百理想主义的，它始终和情怀、奉献、牺牲有关。我们的那些主角，几乎从没发生过奥本海默式的“灵魂拷问”——自我质疑“你赋予人类自我毁灭的力量，这个世界却毫无准备”，也从没为“你不能作孽之后还要让人们同情你”而混沌惶惑，他们强劲，坚定、澄澈。

怀疑主义不一定是虚无，理想主义也不一定是粉饰。

因为理想，在那些时刻，真真切切地飘扬过。

这里有文化心理结构的原因：《奥本海默》像一种希腊悲剧——电影自身也频频以“普罗米修斯”为修辞意象，充盈着西方文化里的原罪意识，和基督教思想里对“自我救赎”、“末日审判”的热衷。

中国的原子弹影视序列则更像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古老神话传说：夸父逐日、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精卫填海，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样的传说朴拙、雄浑、厚重、苍凉而骄傲，豪迈的事业也必须和人格力量形成对等，由内而外地汲取泉源，后者才决定了前者所能到达的阶位和高度，所谓“仁者无敌”，此其谓也。

但更重要的，是时代、立场、国情乃至国本所决定：价值尺度和立意不同，依据的时代背景和输送的时代情绪也不同，对原子弹本身的用途和定性，也不同。

最直白地说，我们研发原子弹，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是应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它从头到尾都建立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前提下，建立在对和平的呼唤中，一切参与者，都对党和国家有这份信任，也就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有这份笃定。

知道自己的发明只是铠甲而不是魔鬼，知道铠甲不会被用于杀戮，知道不以欺负和霸凌他人为务，因而，劲往一处使、力往一处用，不会有一段彼此拆台的听证，也不会有一个“内心都还没自洽”的功勋。

做了那么多比较，只是想要说明，《奥本海默》作为当前世界电影最受关注的作品，确有诸多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地方：怎样在密集且漫长的时间线中避免流水账、加以更具匠心的取舍和裁选；怎样在内心戏和文戏里释放更多的戏剧张力……但在这个题材里，我们也不该忘记了本国的探索，和曾经的实绩。

它们和《奥本海默》间，体现的主要是“不同”，而非“优劣”，它们站位于不同的语境和诉求中，有着截然不同的创作背景，没必要“强行拉踩”，也更无须妄自菲薄。

我们该做的，只是取长补短、继续深耕，认真思考如何在未来更好、也更自信地讲述这些，让“中国的两弹一星传奇”，具备更多对世界发声的力量与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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