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有学者研究指出，如果将美国的所有税收和转移收入都算进去，美国的税制是全世界最先进的系统之一，比经合组织的更先进。经合组织使用的增值税对穷人非常不利。实际情况是，底层民众，也就是穷人，得到的是负税，他们得到了转移收入，这种情况在过去15年里一直如此。转移收入计划被低估了。

对于中国而言，有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如果目前的扶贫政策是通过转移收入计划，而不是通过增加就业机会，就会形成一种不健康的社会风气，人们会变得更依赖社会福利，而不是积极地去学习技能。

所以目前美国有个现象，也就是《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纽约时报》等媒体所说的“大辞职”时代(The Great Resignation)。疫情封控已经结束，但许多人仍然不愿回去工作。由于居家办公受到了极大的激励机制保护，许多人觉得居家更轻松，再加上最近两三年实施的转移收入计划，让人们待在家里变得更容易，甚至更富有。这造成了很大的人力缺口，成为亟待解决的新问题。

然而，在美国很少有人讨论这个问题。瑞典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原主席阿瑟·林德贝克和瑞典经济学家乔根·威布尔等人研究过福利国家依赖性的增长问题，结论是：

第一，美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不平等；

第二，没那么不平等是因为大量美国人享受了社会福利体系；

第三，人们不想谈论这个问题。

我和合作者最近在探讨美国社会福利体系的反激励效应。这个体系非常庞杂，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然而我们知道，即便在新冠疫情管控措施放松后，劳动力参与率也没有回升。

所以我认为，问题在于社会将如何前进。我们真的想要一大群福利依赖者，而不是积极参与者吗？这是我目前非常感兴趣的研究课题，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相关论文。

林毅夫：从你的观点中我了解到，如果想缩小收入差距，最重要的是提升技能，让每个人都有能力赚取收入。这是重要的基础之一。其次，关于收入差距，我们还需要关注的是可支配收入，因为包括转移收入后，可支配收入的差距有时候比劳动收入差距小。在谈到转移收入时，我们还需要了解这对人们工作积极性可能产生的影响。中国需要吸取美国的教训，在其中找到平衡。

赫克曼：是的，在美国我们是吃过了苦头才发现这个问题。而且，由于美国现在的政治活动非常活跃，不同团体之间的争斗很激烈，所以事实被歪曲了。转移收入没有上报，这是美国人口普查的问题，是国税局报告数据方式的问题。实际上，美国政府一直在根据不当信息采取行动。我相信他们不是故意的，只是他们所获取的信息非常不足。

林毅夫：我想请教的下一个问题是关于中美关系。就GDP而言，美国是世界第一，中国是世界第二。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对彼此很重要，对世界也非常重要，但现在中美关系并不乐观。我想问问您的想法，根据您的观察，是什么导致了我们两国关系的恶化？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们能做些什么来改善这种情况？同时，您会建议两国政府实行哪些改善关系的措施？

图源：东方IC

赫克曼：我只能谈谈美国的情况。我见过一些政府官员，但我不能发表评论。美国现在存在民粹主义浪潮，共和党和民主党两个政党都有。

马基雅维利在五百年前就提出并且现在正在实践的通用原则是——摆脱国内矛盾的最好方法之一就是在国外找到攻击对象。这种做法如今在美国政治中非常普遍，而且对两大党来说都越来越普遍。

我不认为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有多大区别，对于美国经济正在发生的许多问题，两届政府都喜欢责怪别国，尤其是中国。例如，在新冠流行之初将其称为“武汉病毒”。这种做法对防控疫情毫无用处，反而导致了一些非常丑陋的场面，比如美国人将怨恨转移到了亚裔美国人和亚洲访客身上。

美国有一批政客一直宣称中国是威胁，诬蔑中国盗取美国的技术，污蔑中国商品在进行低价竞争。有一个理论叫“沃尔玛效应”。大约十年前有一项关于沃尔玛效应的研究表明，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基本上是通过沃尔玛或大型批发市场销售，这事实上为美国的弱势群体降低了商品价格，所以美国消费者的实际收入由于购买这些商品反而上涨。

与此同时，麻省理工学院的大卫·奥特尔和瑞士的多恩等人指出，与中国商品竞争的行业出现了“失业效应”。我认为这是事实，然而大多数人仍在争论这个问题当中有多少事关贸易，有多少和技术变革、自动化等等有关。因此许多政客开始煽动说，“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