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我想再多说一点，如果在面对我们所处时代的现象时所用、所发表、所倡导的不是真正揭示所观察到的现象的本质和根本决定因素的理论，不仅个人会丧失理论创新的时代机遇，还很可能会误导社会。

以俄罗斯的转型为例。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之所以采用休克疗法转型，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其经济学界普遍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观点，认为计划经济不行是因为产权国有，政府干预太多，造成资源错误配置，寻租腐败，要改善经济就必须以休克疗法来推行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写了大量文章去宣扬上述观点，形成了社会共识。当时国外的经济学界还有一个共识是中国的渐进双轨制改革会形成比计划经济更糟糕的制度安排。这样的观点由大师级经济学家提出，写成理论模型，发表在顶级期刊上，在当时也形成了共识。2019年在莫斯科大学举办了一个苏东转型30年、中国转型40年的国际研讨会，在俄罗斯倡导并推行休克疗法的经济学家格拉杰夫在会上做了主旨发言，他说回头来看，中国的渐进转型才是对的。所以，一个学者要是不能真正了解所观察到的现象的本质，认识到这个现象的根本决定因素，不仅很可能会失掉提出理论创新的机遇，而且也可能误导时代。

最后，要了解所处时代的现象的本质和根本决定因素，一定要关心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必须有“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情怀。只有这种关心才能不断积累真实世界的知识，才有动力和能力去应用我前面讲的“一分析，三检验”或者“三归纳，一分析”的方法。如果对历史纵向、当代横向、社会的很多现象没有了解，怎么能运用这些真实世界的知识来检验、归纳？所以，要抓住这个时代的机遇，一定要平时就有对所处国家、社会、世界充满关怀。

最近我写下一篇70感言。我常言自己是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第六代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以天下为己任。鸦片战争以后，我国从文明鼎盛的大国变成“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半殖民地国家。为了民族复兴，历代知识分子做了很多努力，从推动洋务运动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第一代知识分子，推动戊戌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还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第二代知识分子，推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第三代知识分子，五四运动进入大学、毕业后参加北伐、抗日战争、社会主义革命的第四代知识分子，到新中国成立以后进入大学、毕业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五代知识分子，他们都做出了无愧于后人的努力。但不容否认的是，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下滑，他们都不能像我们今天一样有底气说世界经济中心会在中国，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会在中国，引领世界理论思潮的经济学大师、社会科学大师会在中国辈出。作为第六代知识分子，我感觉自己很幸运，在改革开放以后迎来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我认为我教的学生作为第七代知识分子会比我们这一代人更幸运，因为在你们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黄金年华，民族复兴会在你们这代人身上实现，世界经济中心会转移到中国。

我们也知道，“行百里者半九十”，虽然中国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前路的挑战也会更多。要解决这些挑战，就必须有理论指导，而且这样的理论绝对不是源自现有发达国家的理论，因为中国作为一个从收入水平刚刚中等、经济总量却跃居世界第一，又发展最快的超大经济体，各种条件都和产生现有理论的发达国家不同。这就需要第七代知识分子本着“常无”的心态，用“一分析，三检验”或“三归纳，一分析”的方法来了解你们所处时代的现象的本质、根本决定因素和关键作用机制，提出能够真正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这样中国经济才能乘风破浪、不断前进。如果你们能够提出这样的理论，你们将不仅助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终实现，也将成为引领时代新思潮的经济学大师。

（本文根据2022年9月23日经济学的学问之道暨“林毅夫讲习录”新书悦读会上林毅夫的主题演讲整理，经作者审定，原文发布于“北京大学经管书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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