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高艳平】

消除极端贫困是中国建国70年来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也引起了全球关注。尽管扶贫攻坚的中文信息连篇累牍，由于全球信息落差的存在，总结中国扶贫从理论到实践的经验，仍大有必要。

况且，全球来看各国的反贫困努力，中国的成就有目共睹，但其理论体系全球的影响力甚微。有鉴于此，观察者网采访数位在这一耕耘数十年的权威专家及决策顾问，期望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中国反贫困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以及全球意义。

经济学家林毅夫是我们采访的第一位专家，他这些年在发展援助领域的独到见解，如3万亿美元的国际援助如何有好心但是未能办成好事，并没有帮发展中国家解决贫困，令广大读者深受启发。

同时，他也致力于研究总结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减贫相结合的发展经验, 这成为他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一，并将这一理论传播至海外，此外，林毅夫还担任多个国际发展减贫机构以及中国国际扶贫中心顾问，致力于减贫的国际合作。

亲贫式改革与增长

中国极端贫困的终结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用了整整70年，凝结了几代人的努力。

中国人口规模如此之大，又曾经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1978年，中国人均GDP只有156美元，还不及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平均数的三分之一，是什么可以让中国提前十年实现联合国千年目标的减贫任务？通过与国际上的横向纵向比较，或许可以发现中国的不一样。

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马丁• 拉瓦雷（Martin Ravallion）曾在2009年发表了一篇论文，比较中国、印度和巴西的反贫困实践。他用世行的数据和1.25美元/天（2005年价格）的国际贫困标准线横向比较：1981年中国贫困线以下人口达到惊人的84%，当时只有四个国家包括柬埔寨、布基拉法索、马里和乌干达的贫困发生率比中国高。

到了2005年， 中国贫困人口的比例已经降到16%—低于发展中国国家26%的平均贫困率水平；用同一贫困线在同一时间段，印度的贫困率从60%仅仅降到42%，巴西从 17% 降到 8%。

在分析中国迅速减贫的原因时，马丁• 拉瓦雷和其团队的研究指出，中国亲贫式改革和增长模式以及社会政策起了重要作用：比如农民人人享有土地；80年代的渐进式价格改革，政府提高农产品收购价保护了农民利益；基础医疗和教育在农村的全覆盖。

这一增长模式使得中国尤其在改革开放初期，减贫效果显著。公开数据显示，1980年左右中国小学的毛入学率达到100%。15岁及其以上人口的识字率在1981年达到66%，人口预期寿命达到65岁。这些成就印度几乎是在25年之后才达到。

这在林毅夫看来，也正是中国减贫成功的特点之一。

观察者网：海外一些研究评价中国减贫成就原因的时候，用了一个词叫做亲贫式的经济增长（pro-poor growth），他们认为这样的增长和社会政策对中国脱贫起了重要作用，您如何评价这样的描述？

林毅夫：这个说法把中国发展的成果做了一个相当客观的总结。中国的发展速度很快，这是事实。但是有些国家经济也发展了，极端贫困问题仍然解决不了。中国不仅经济保持了高速发展，而且同时把贫困问题，目前是绝对贫困问题全部解决了。所以可以说这种发展模式是亲贫的。

经济增长的同时解决贫困

普遍认为，经济增长通常能够减少贫困，但是效果却因国而异。40多年来，中国坚持发展为第一要务，与此同时探索出造血式扶贫，即开发式扶贫为主，输血式扶贫兜底的综合扶贫办法，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大大减少了极端贫困人口。

按照中国2010年贫困标准，1978年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约7.7亿人，占全部人口96259万的80%；到2011年下降为1.22亿，占全部人口的比例下降到9.1%。但是不容质疑的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仍然有一小部分群体未能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城乡居民以及不同收入阶层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拉大、基本公共服务地区之间没有均等化，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不均匀等等。

这也成为2013年精准扶贫出台的背景。

观察者网：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从1982年“三西”扶贫计划之后，开发式扶贫在中国扶贫事业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这种开发式扶贫和经济发展是互相促进齐头并进的。经济增长通常会减少贫困，经济学家称这种叫做涓滴效应，这种效应在中国非常明显，但到后期这种效应就变得不那么明显了。有学者提出异议，经济增长最终并不能解决贫困问题，您怎么看？

林毅夫：经济增长给低收入人群创造越来越多工资水平高的就业机会，这种减贫的效果在中国是非常显著的，但是在老少边穷这些发展落后贫困程度高的地方，发现效果有限，如何解决？

于是就产生了讨论：究竟是造血式的扶贫，还是输血性的扶贫？过去的做法或者是国际上一般通用的办法更多的是，给这些人群提供更多人道主义援助的输血式扶贫，但是要解决贫困问题，最重要的是贫困人口自己要有能力增加收入，要增加收入，就必须有就业机会，要就业就必须有产业。

宁夏固原：中药材产业助力农户脱贫增收。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开发式扶贫就是通过发展产业，增加就业，最终增加贫困人口的收入，这是一种造血式的扶贫，这种方式跟全国的经济发展也是有关的。因为有不少贫困人口从农村来到城市，有了就业。但是仍然还会有很多人留在农村，留在农村的人以农业为生，收入增长的来源有限。

那我们还有没有办法结合农村当地的有利条件，为他们创造一些更高收入的就业机会呢？后来就发现，仅仅开发式扶贫还是不够，因为有一些地区，比如说“三区三州”这些地方自然资源条件非常匮乏，距离市场特别远，交通和各种基础设施非常差，要发展起来，就需要有针对性地去帮助他们解除发展上的瓶颈限制，所以就有了精准扶贫的概念，去精准帮扶，帮助他们脱贫。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创造性的使用了一些做法，比如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扶贫，就是发展比较好的地区，跟深度贫困地区结对子；还有定点帮扶，就是各级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国有企事业单位和军队也参与进来，定点帮助一些比较落后的贫困县或贫困村。

这样一来，通过提供资金、提供技术，提供人才的培养，提供市场渠道，来创造就业机会。就这样，中国靠多方的努力，才能够在2020年年底的时候，让所有的人都脱离极端贫困。

中国是反贫困事业的引领者

国际上流行的反贫困理论在国内的扶贫实践和理论争鸣中被频频提起，比如阿玛蒂亚·森所提出的贫困成因理论，提倡以“可行能力”作为衡量贫困问题的多维贫困评价标准；再比如杰弗里·萨克斯的“贫困陷阱”论，倡导大推动策略解决贫困问题。

还有，与萨克斯针锋相对，威廉·伊斯特利认为“政府腐败”是贫困根源，“援助无用”，主张采取“小规模局部改革”策略；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班纳吉、杜弗洛和克雷默，则通过随机实验的方法，考察信息和激励因素在减贫中的作用。

遗憾的是，这些理论并不是建立在研究中国问题的基础上总结的，中国的实践被有意无意的忽略了。

观察者网：您这些年来一直在中国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构建新结构经济学，同时呼吁和强调构建中国本土理论的重要性，中国的学者也一直尝试总结中国的反贫困理论。您认为中国的扶贫实践过程中是否吸收过一些国际上流行的反贫困理论？还是我们的扶贫方法是独一份？

林毅夫：解决贫困问题是各国共同的目标，大家都在不断尝试各种方法。但从结果来看，中国是走在世界前面的，按照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消除极端贫困的目标，我们提前10年就完成了，所以绝对不可能是中国抄袭别人。

中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一定是针对自己的问题因地制宜地想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不过我们在想办法解决问题的时候，也不是关起门来，我们对别人的办法还是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