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暗杀风波：印度与五眼联盟的信任危机

印度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五眼联盟）关系的恶化是另一个重要转折点。事件源于印度在多个五眼联盟国家针对所谓“卡利斯坦分离分子”的跨境行动。这些行动在英美两国未能得逞，但在加拿大却告成功。这一事件引发了严重的外交危机和信任危机。

2023年9月G20峰会期间，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就此事与莫迪总理当面交涉，却遭到后者的冷遇。期间还发生了特鲁多专机在新德里被迫延误两天的插曲，外界普遍认为这与印度方面的刻意为之有关。及至2024年在老挝重逢，莫迪对特鲁多就该事件的再次交涉依然采取回避态度。印度对美方调查表现出配合姿态，却对加方置之不理，最终导致两国相互驱逐外交人员，关系降至冰点。

这一系列事件让五眼联盟国家认识到印度并非真正的“自己人”。更为关键的是，这种跨境暗杀行动严重损害了印度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民众之间的互信基础。美国媒体的报道更是直指印度内政部长阿米特·沙阿是该行动的主导者。虽然特鲁多试图淡化事态，声称莫迪可能并不知情，但考虑到沙阿与莫迪长达三十余年的亲密政治同盟关系，莫迪不太可能为修复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关系而牺牲这位关键盟友。

这一事件凸显了印度与西方盟友之间深层次的战略互信危机，也成为推动印度调整外交战略的重要因素。对印度而言，这已不仅仅是一个外交危机，更涉及其国内政治核心圈层的稳定性，使得妥协与和解变得异常困难。

3. “反华不智”：印度制造业的现实困境

印度自2020年开始实施对华经济“脱钩”战略，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驱逐了包括华为（班加罗尔研发基地）在内的中国企业，封禁了300余个中国背景的应用程序，中断了两国间的直航，甚至遣返中国记者。这些举措的强度和决心甚至超过了美国的对华政策。

然而，四年实践的结果却事与愿违。一方面，中印贸易额不降反升；另一方面，激进的脱钩政策开始反噬印度自身的制造业发展。2023年底，印度国家转型委员会（相当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一份调查揭示了这一政策的负面影响。以苹果代工生产为例，由于无法获得中国技术人员的长期签证支持，印度工厂的产品良品率始终无法达到中国大陆工厂的水平。

这种现实困境促使印度决策层对“脱钩”战略进行反思。他们逐渐认识到，印度制造业的崛起不能简单依靠与中国“脱钩”，反而需要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借助中国的技术和经验积累。这种认知的转变也反映在莫迪政府近期的政策调整中，显示出印度开始采取更务实的对华经济政策。

这一战略调整凸显了经济全球化时代强行“脱钩”的局限性，也体现了印度决策层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和完善其产业政策的务实态度。

印度南德里第一家小米手机专卖店内消费者众多。新华社

“三不主义”与战略摇摆

过去十多年，中印关系起起伏伏，改善的空间和幅度可能都较为有限。中国方面的感觉是“两朝被蛇咬”。这次中印关系改善，印度方面的意愿不强、空间不大、定力也不够，更像是印度由于外部压力和对美外交受挫而采取的战略性“回摆”。中长期来看，印度对华政策仍将奉行“三不主义”：不敢对抗、不想中立、不愿追随。

1. “不敢对抗”

中印实力对比已发生质的变化，印度方面也承认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别是在军事实力方面，两国差距显著，这使得印度不愿在对华关系中站在对抗的第一线。

2. “不想中立”

在中美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印度认为当前面临着类似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有利国际环境。为了充分利用这一战略机遇期，印度无法采取中立立场，以免失去这一难得的发展契机。

3. “不愿追随”

面对中国在亚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特别是在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印度提出“多极亚洲”的概念，试图平衡中国在地区事务中的主导地位。

在这三重制约下，印度的战略选择趋向于有节奏的摇摆。这种摇摆不再是过去“上半年亲美、下半年亲中俄”的短周期模式，而是演变为“两年亲美、两年亲中俄”的中周期战略。这种战略摆动预计将贯穿莫迪执政的剩余任期，体现了印度在大国博弈中谋求最大战略利益的务实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