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中国内部新思想资源的供给不足。

一般认为，近代中国转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是中国传统与西方经验有机融合的产物。这一过程中，中国本土的政治和社会文化传统，以及西方发展思想，二者各自发挥了哪些作用，对此问题依旧存在很大争议。也就是说，中国发展成就和创新的思想源头在哪？对此，尽管目前存在各种说法，但依旧没能在理论上取得根本性的突破。

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等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理论解释是系统和科学的，国内外对中国古代的研究也具有比较系统的理论，因此它们才具有真正的生命力。

反观近代中国转型，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的研究，大致存在三种类型：一是围绕西方现代性扩张的理论，这个理论的主要观点是理性和现代性由西方扩张到中国，并在中国内部形成“变异”的现代性，但其对中国传统的作用没能给予足够的重视；二是围绕中国文明延续性的理论，这一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能够取得快速发展；三是围绕改革开放进程的理论说明，如中国特有的政党制度、政治体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等。然而，相关学说既没有超越西方自由主义和新制度主义的框架，也没能摆脱“中国特殊论”的理论困境，无法形成有力的理论体系。

现代社会理论的整体性和完整性在于，其具有一套系统的逻辑框架——从本体论、认识论到方法论、实践论。但上述三种理论学说均有各自特定的思想来源和关注领域，这使得对当代中国变迁的解释呈现分割化和碎片化的状态，无法完整地呈现出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实践，以及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复杂图景。

具体来说，对于中国发展的认识缺乏本体论层面的突破。虽然有很多学者在不同程度上探讨这个问题，但在现有的社会理论研究中很难找到关于中国发展实质的线索。此外，本体论层面的理论缺失进一步导致认识论上的混乱，“西方普世论”与“中国特殊论”的二元对立就是典型例证。最后，诠释当代中国的发展还面临复杂的方法论问题。在方法论层面上，西方社会理论一直将自己置于主体位置上，而中国则是西方的研究对象。因此，研究中国的发展，需要调整主客体关系。

总的来说，讲好中国故事，要求贯通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以建构出一个连贯的理论认知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去看待世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中心主义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在与世界互动的过程中需要保持高度的政治警觉和文化自觉。

此外，我们还需要在实践上走入“他者”的世界，对外部世界主体性的认识，也是形成中国发展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换言之，中国社会科学需要直面现实，摒弃西方中心主义和中国特殊论的单一范式，避免“中国模式”的政治说教，探索诠释当代中国的新思想资源，而这样的研究不仅仅需要甘于寂寞的“智者”，更需要培育鼓励批判与创新的学术伦理和环境。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18年10月刊，原标题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自主与文化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