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今天打开阿富汗社交媒体，我看到了我熟悉的阿姆河上的“友谊桥”：数百名阿富汗政府官员和士兵以及军用车辆等待通过“友谊桥”进入乌兹别克斯坦。

1991年春天我考察丝绸之路时，曾走上这座大桥，采访不久前从阿富汗撤军回来的苏联的大桥卫士。

“友谊桥”横跨阿姆河，是阿富汗与乌茲別克斯坦唯一的连接点。

我1991年曾因采访，在桥上留影。

这是一位漂亮的乌兹别克姑娘发的阿姆河的照片。她留言说：“我把马扎里沙里夫沦陷的噩耗告诉了我母亲，她的第一个问题是‘杜斯塔姆还好吗？’杜斯塔姆是我们抵抗塔利班的希望，我为他的安全祈祷。”

杜斯塔姆元帅是阿富汗副总统、前阿富汗共产党老党员，曾指挥阿富汗共产党政府军配合苏联红军并肩跟某国支持的阿富汗圣战者武装作战。

由于杜斯塔姆元帅早年受苏共的影响，他控制的家乡可以放电影，那边的女性不戴面纱、可以上学。他还允许当地人喝德国啤酒和俄罗斯伏特加。他的名言是，“我们不会屈服于一个没有威士忌和音乐的政府。”

媒体今天报道说，杜斯塔姆元帅身边的人阴谋暗杀他，并将他移交给塔利班，但是他跨过阿姆河大桥，出逃到乌兹别克斯坦了。

马扎里沙里夫所在地是古国大夏的王城，是张骞出西域走到的最远的地方，也是“长春真人”丘处机给成吉思汗讲道的地方。随着阿富汗二号人物逃离马扎里沙里夫，刚才我又看到美国有线电视说，“塔利班正逼近首都喀布尔，有可能在72小时内拿下喀布尔”，我突然醒悟：这么多年我收藏并苦读的那一堆有关塔利班的书籍多半是垃圾。

我在位于客厅中央的一块在斯瓦特购买的猩红色阿富汗地毯上，铺开了这十几本有关塔利班的书。我可能只留下中间那本破旧的《大篷车队》，剩下的都要扔进垃圾桶里。

1963年出版的《大篷车队》是由美国历史小说家詹姆斯·米切纳写的小说，我研究生院的老师泰德·噶珀在1985年送了我这本书。

这本小说讲述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故事。当时的阿富汗可以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不同文明和不同价值观和平共处的国家。

那个年代，阿富汗最大的邻国是苏联，苏联把喀布尔的泥土路铺上了沥青，苏联人还在喀布尔修建了大学和现代化的面包房。阿富汗的另一个邻国中国在坎大哈援建了一所医院——“中国医院”。远离阿富汗一万公里外的美国在坎大哈建了一个机场，并在各地开设“美国学校”。

与此同时，由毛拉领导的部落文化与由苏联带进来的现代性展开了和平竞赛。很多女青年摘下面纱走上大街，还有更多的女性去学校读书、去医院当护士。当时阿富汗传统文化与现代性并存，阿富汗的社会没有分离，国家更没有陷入暴力和内战，更没有宗教极端主义，也没有现代性极端主义。

但是，过去二十年来，现代极端主义不仅对阿富汗发动了一场军事入侵，导致数以百万计的阿富汗妇女儿童丧生，而且在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还生产了堆积如山的鼓吹现代极端主义的书籍电影和小说，导致这个国家内部越来越分裂、社会越来越对立、矛盾越来越无法调和，最终只能靠战争手段来解决。

难道思想交锋一定要用武力交锋来完成吗？二者不可以和平共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