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与非/反自由主义的新“大左右”意识形态光谱

纵览全球各地的媒体、学术思想界、政界乃至企业金融界，一个新的“大左右”意识形态光谱或许正在形成。右翼在意识形态层面仍然坚持延续后冷战时代的自由主义单极结构，并继续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美国的建制派应该是这一派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力量，其次是其他“五眼联盟”国家、美国在太平洋的核心盟国和欧盟的主流政治力量。左翼则是由不同非自由主义和反自由主义政府和政治力量构成的阵营，主张多极化。右翼的共同点是想要什么——维持自由主义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差异只是程度不同；左翼的共同点在于不想要什么——自由主义单极霸权，但内部存在巨大的多样性，不同力量之间对未来的愿景是有差异的。

右翼的程度差异可简单划分为两个派别：坚定普世派和多极共存派。美国的拜登政府和欧盟的主流政治力量属于坚定的普世派，这从他们对待中国的态度上就能看出。美国和五眼联盟、北约、澳大利亚和欧盟及欧盟内的一些国家近年来开始把中国定位成竞争者和对手，在他们的政策文件里除了指出与中国的利益冲突外，一贯都会将意识形态作为把中国划为敌方的主要衡量标准之一。[26]而他们在号召盟友联合起来遏制中国时，无论是为了贸易还是军事上的利益，共同价值观都是常用的动员口号。多极共存派是右翼阵营里的温和派，他们相信自由主义价值观，在国内政治中推崇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政策和法律，但在自由主义普世化上比较温和，反对激进地通过经济甚至军事手段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强加于其他国家，主张积极与非自由主义国家和社会和平共存。西班牙的桑切斯政府、法国梅朗雄领导的左派政党、新西兰、韩国甚至日本，都在不同程度上是多极共存派。

新“大左右”光谱的左翼是凌乱的。笔者暂且把他们归纳成三大组：一是西方内部滋生出的反自由主义政治力量，如美国的MAGA和欧洲各国的非/反自由主义政权和政党；二是实力派大国，主要有中国和俄罗斯；三是寻求发展的探索者，主要是全球南方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三组力量的差异在于他们的非自由主义和反自由主义的驱动力是不同的。

第一组力量的意识形态斗争对象是本国的自由主义建制派精英，他们认为精英阶层建立的自由主义全球秩序背叛了本国民众的利益。在经济层面，他们总的来说反对新自由主义，认为极端市场主义掏空了本国的工业，将财富集中到了极少数人手里，摧毁了社会结构。同时，精英阶层的自由主义价值观演变成了极端的觉醒主义和开放大量移民的政策，导致本国文化传统的瓦解。在外交事务上，这组力量主张去意识形态化，特朗普2025年5月在沙特发表的重要演讲中强烈谴责了西方自由主义外交政策，表明了与新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干涉派决裂的立场。

第二组里的中国和俄罗斯在自由主义秩序下的经历全然不同。中国在西方引领的全球化中实现了高速发展，但是坚持自身的政治制度。俄罗斯接受了西方的政治制度，但经济和安全却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中国的继续发展面临西方双重阻击：既有自由主义政治力量从意识形态和利益两个角度视中国为敌人，也有反自由主义政治力量从利益出发视中国为对手。俄罗斯吸取教训后在意识形态上与自由主义分道扬镳，成为世界反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心和西方建制派的眼中钉，这个矛盾是不可调和且没有妥协余地的。但是西方反自由主义力量跟俄罗斯并没有根本性的意识形态之争，在很多地方甚至有共鸣；他们在利益上跟俄罗斯有矛盾，但也不是完全对立，双方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准默契与利益上的妥协空间，充分表现在当下美俄对乌克兰冲突的态度上。但是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是会朝妥协发展还是朝冲突发展，还有待观察。

第三组国家数量很多，相互之间的差异也很大。很多南方国家横跨传统左右的政治光谱，但它们的发展都在不同程度上被自由主义政治制度限制，都在寻求新的思想和道路。从传统右翼滋生出来的阿根廷政府，以传统左翼为基础的南非政府，亚洲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印度等不同文化宗教传统的国家，都试图在冷战后实行的自由主义政治制度框架里，探索非自由主义的治理方式。还有一些拒绝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国家，如沙特、伊朗等伊斯兰世界的大国，委内瑞拉等传统左派国家，也都在积极探索和实践适于它们生存和发展的意识形态和制度。但这个内部极度多元的群组里的不同国家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不愿意继续接受一个强加在它们头上的普世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也不愿意接受一个单极的全球体系。这种反普世和反单极性，将新的全球南方的非自由主义群体定义为新左右光谱的左翼。

中国对世界/世界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光谱的认知

20世纪以来，中国与世界在意识形态上的相互认知，一直是紧扣在传统左右光谱上的。21世纪世界意识形态光谱发生裂变后，之前建立在传统左右光谱上的认知在根本上遭到了颠覆。传统左右光谱上的“敌人”和“朋友”在整体上和根本上发生了变化。

再看美国的新旧政治力量，虽然特朗普在第一任期挑起了对华贸易战，但接下来的拜登政府无疑是后冷战时代对中国敌意最强的政府，对中国实行的遏制政策是最结构性、影响最深远的，并且带动了几乎整个西方世界和一部分非西方国家进行系统性的对华遏制。拜登与中国的对立有非常强的意识形态基因，他将21世纪的主要矛盾定义为“民主”之争，甚至召集很多国家去美国召开民主联盟大会，针对的主要靶子无疑是中国。特朗普开始第二任期以来，在与中国的贸易冲突上加码了，挑起了全球化以来最激烈的贸易战，但在意识形态和其他战略上却弱化了。[27]拜登代表的是美国和西方的传统自由主义建制派，特朗普代表的是试图在西方内部颠覆自由主义的MAGA运动。这两股力量都有反华政策，但性质上的差别很大。前者是意识形态之争与利益之争的双重矛盾，后者主要是利益之争。

特朗普的MAGA运动在本质上是反自由主义的，他们总的来说是不支持所谓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中国没有强烈的敌意，但矛盾的内涵主要是利益，包括经济利益、军事利益、地缘利益等。这样的利益矛盾，是否可以通过妥协得到有持续性的缓和，还有待观察。但可以期待的是，在意识形态层面，美国对中国的干涉，在国际上通过所谓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对中国的排挤，可能都会减轻。

如何分析和判断世界意识形态格局裂变后的各种政府和政治力量对中国的立场和政策取向，需要新的思维框架，是国际政治研究的迫切需求。

多极世界与21世纪的再全球化

如今世界处于一个正在全方位裂变的大变局中，观察现状和预测未来都好比正南看北斗。笔者提出一个设想：世界意识形态的光谱正在转型，新光谱的左右两翼以对未来世界格局的不同愿景为分裂线，左翼追求一个多极化的世界秩序，而右翼试图维护单极化的世界秩序。单极主义的意识形态核心是自由主义，包含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全部内容与它的普世性和单一性。左翼则是极其多元的，包含所有自由主义以外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同时也包括一些持有自由主义价值观，但不支持它的普世化的政治力量。左翼的意识形态五花八门，基于不同的宗教、文化和政治传统，利益上也有内在冲突。左翼对于多极主义的想象，也是千差万别。然而，左翼的最大公约数是反对自由主义单极。我们可以尝试给世界上主要的国家和政党或任何形式的政治力量，在这个新左右光谱上找到合适的位置。

在这个设想框架里，多极主义与单极主义的对立将是21世纪上半期的主要矛盾。从现实和历史层面，中国都必将是多极主义这一边的重要力量。在现实层面，这几十年来的全球化是以自由主义为意识形态基石的。然而，当今这个单极主义的全球化模式已经无以为继。现在正在竭尽全力解构单极世界秩序的，正是美国的特朗普MAGA政权。他们的多极世界想象并不清晰，但整体上认为单极世界对美国民众的利益并不有利。但是，MAGA推动多极世界的手段是去全球化，这与中国的目标是存在矛盾的。

中国与全球南方绝大多数国家都需要继续发展，这就需要继续增进互联互通。同时，人类如今面对的生存挑战是全球性的，气候问题、核扩散问题、人工智能等，都需要所有国家联合互助才能得到解决。在目前美国正在推动的去全球化影响下，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必须推动以多极主义为意识形态叙事的再全球化，寻求继续发展和化解人类生存问题。

中国向全世界提出的三大全球倡议，从发展、安全和文明三大维度将多极世界的思想具体化了。中国在坚持自身政治道路和制度的前提下成功参与全球化的经验，是很多全球南方国家可以借鉴的。中国在近代将共产主义思想与民族解放的斗争相结合完成了现代建国，是再全球化所需要的多元主义基因的重要体现和案例。多极主义的国家和政治力量之间肯定存在矛盾，也会经历拉锯、冲突和妥协。但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是多极主义与单极主义的矛盾，只有多极主义胜出，才能实现符合中国和世界长远利益的21世纪再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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