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企业越来越多地使用工业机器人来完成流水线工作，乃至更深入地利用人工智能来运作和管理，不仅蓝领岗位会大大削减，白领的失业风险也会增加。制造业实力的提升，一般而论当然是强国利民的好事，是中国应当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实现的功业，但因此而产生的失业之类社会问题，也无法一笑了之。

在当代中国，人工智能所代表的生产力进步，能否使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对社会变动最缺乏预见力和抵抗力的底层人民普遍获益？膨胀的失业群体，将面临何种困难，进而造成怎样的社会问题？“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村”，这样的困境会因为制造业劳动力需求的降低而加剧，还是会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因进一步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应用而缓解？这些饶具现实意义，关系着千千万万国人身心如何安顿的问题，很值得文学追问。

国际博弈以高科技竞争的形式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还体现在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层面。当代科技在日常生活中的显现，莫过于智能手机。自从2007年iphone初代掀起智能手机风潮以来，短短十年间智能手机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革命性的变化，低头族、移动互联网、APP、抢红包、群主、王者荣耀、语音输入、主播……从2G到4G再到即将到来的5G，通讯技术及其载体的日新月异已经成为社会变迁的原动力之一。

上至民族产业走向世界的象征，下至菜场饭馆的移动支付，智能手机在中国人日常用品中的高光程度已经首屈一指。亦因此，我们需要思考，逐渐成为“中国骄傲”的国产品牌手机，以及个人电脑、穿戴装置、智能家居、智慧城市等等，能否在“万物联网”的5G时代摆脱国外厂商的技术钳制，创造一种更能满足广大中国人民身心需求的生活样态？

物联网在带来更多便捷的同时，在个人隐私、家庭关系、社会交往、青少年成长等十年来变化与问题丛生的方面会带来怎样积极和消极的影响？一个性价比糟糕的外国品牌拥有足以营造虚荣乃至诱人卖肾的高附加值，这种情形会不会发生逆转？容易成为黑客攻击目标的物联网设备，在国际博弈以及往往因之而兴的恐怖组织威胁下，又会暴露出怎样的漏洞？

尽管上文提到的智能手机等科技产品在当代中国文艺作品中举目皆是，但刘震云的《手机》（2003年还是前智能手机时代）问世十五年来，似乎并没有真正有分量的文学作品对现实生活因科技应用发生的变化进行过深入的思考。事实上，在今天这样一个高技术社会，尤其是多数作家生活其中的大城市，进行这类书写并不需要太多未来学式的想像力，考验的仍然是写作者的观察能力和知识储备。

如果说扣住科技去书写社会仍是一个较高的要求（其实对于有抱负和雄心的作家来说并不过分，马克思所谓能从《人间喜剧》中的经济细节方面学到比上学时从所有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东西更多，便是此意），未来十年间的社会情绪则是任何意义上的“文学者”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去把握和呈现的东西。

国际博弈从未停止，只是未来我们的感受可能更为切近和真实。中国社会由来已久的结构转型和阶层分化，可能在山雨欲来的国际形势以及中国的腾挪应对中，蕴蓄出更多的焦躁和不安。高企不下的房价，紧锣密鼓的军改，反腐工作不断深入，国际争端此起彼伏……这是一个新的时代，是民族复兴大步向前的时代，也是诸多尖锐问题无从回避的时代，是中国更深地参与世界的时代，也是世界更多地寄望于中国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当代中国以其无比广阔而丰富的现实，召唤着与之相称的深广文艺呈现。如何容许并鼓励中国文学乃至文艺以充分的诚意、恰当的形式，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融文化自信与文化自省，则是中国文化在未来十年面临的首要挑战之一。

（原刊于《文艺报》2018年8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