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医学期刊《柳叶刀》主编理查德·霍顿（Richard Horton）则直言不讳批评英国政府这样的决策是在拿公众安危玩“轮盘赌”。他表示：“这是一个错误。正如一位英国流行病学家告诉我的那样，他们的决定非常令人失望——英国本应立即采取更积极的社会疏远（social distancing）措施。”

笔者总结了许多病毒学者反对“群体免疫力”作为公共防疫策略的主要理由，一、这种通过暴露感染获得“群体免疫性”的理论过去从没有在任何人类公共卫生实践中被验证过（对于天花的群体免疫力是人类几百年反复接种获得的）。特别是新冠病毒属于RNA病毒，变异快，和接种疫苗不同，通过感染获得的“个人免疫力”是否持续有效（6个月还是12个月有效）？是否对之后的变异病毒后代有效？都是未知数。

二、这种大面积的主动感染传播，还会激发病毒基因新的变异，使得病毒更加难以控制。

三、即使对于老年人加强保护，在感染的人群中一旦重症率达到5-10%（目前的统计重症率在15%-20%左右）的话，将会是一个天文数字，恰恰会击穿“拖延战略”旨在要保护的医疗系统。

还是霍顿说得好，英国应该从中国和意大利抗击疫情中的规律与数据中学习，把自己的决策建立在实事求是基础之上。

3月13日晚上，Timothy Gowers——英国的天才数学家，也是这次负责为英国首相府“拖延战略”搭建数学计算模型团队的主要贡献者之一，在自己推特账号上宣称，经过进一步的思考他得出了新结论，在实行所谓的herd-immunity strategy（群体免疫力战略）的过程中，必然会牺牲掉英国现有的医疗系统（他使用的是overwhelming the hospital system）。

德国资深病毒学家Alexander Kekulé也在推特上发声大批德国政府“无知”。他写道：“确诊感染人数远低于德国的奥地利已宣布全国停课。而联邦政府对待疫情的无知无畏，最终会让新冠病毒疫情在德国大爆发。”

就Gowers的最新反思，笔者询问德国一位华人病毒学教授，他很不以为然，认为德国的医疗资源条件各方面比英国要好得多，这几个月又在不停顿的储备战略资源（大家明白为何瑞士的口罩和手套要被扣下了），应该能够比英国更有条件实施“delay strategy”、从容应对重症患者浪潮冲击。

和大家一样，我很容易在网上查到以下对比数据：8000多万人口的德国的确富豪，拥有45万张病床，10万多的护士，而6600万人口的英国只有15万张病床，5万左右的护士。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德国医院带呼吸机的重症病床有28000张，超出英国ICU病床总数的5倍多。但和英国一样，德国ICU床位的80%冬春季节是被占用的，资源平衡很脆弱。就算按照联邦卫生部要求执行Pandemieplan（德语：大流行应急计划）能够抓紧腾出10000个重症床位，也才刚刚能够应对45天-60天之后消极政策实施期待的后果：即面临50-60万患者中，那些重症病人的出现。

面临每月新增60万以上患者的现实局面，来自柏林技术大学一个专家团队的预测，有研究团队也说德国的医院应该可以应对这样的局面，不过笔者看了那个测算，其中有一个极其不靠谱的假设：中重症病人在医院的平均治疗时间是3天。

按照现在每7天增加4倍的指数规律来测算，4周之后德国达到6万以上患者的水平，预计届时进一步社会隔离措施发生，可以减缓感染增速50%（7天增加2倍），5月中旬则可达到50万级别，月底达到60万毫无问题。若其中5-10%为重症患者，平均入住8-10天（武汉的数据是接近20天），则需要征用10000到20000个ICU床位，在这样的高负荷下，要连续运转6-8个月到冬季的来临，届时每月新感染浪潮和其它基础病患者发病的冬季高峰将可能击垮德国医院体系。欧洲国家都在积极动员刚刚退休的医护人员返回岗位，但有专家指出，人力资源紧张的瓶颈会是把德国整个医疗体系拖下水的“阿喀琉斯之踵”。

下表是各国家每千人的床位数，医生数，护士数量

上面还是一些理论上对德国“拖延”政策实施8周后，医疗体系极限应对能力估算。笔者认为实际上2周后，类似武汉早期的压力考验会在德国“重灾区”北威州首先来临，北威州人口为1770万，目前患者数超过2000多人，在3月7日还坚持举办了一场5万多人的德甲赛事，一周后将达到1万患者，二周后形成2-4万感染者的潜在池子，将超过今天意大利确诊数！对应的5%重症患者就是2000人涌现，这个规模会不会把北威州地区的医疗资源能力突破，这是真正第一轮压力测试。按照意大利和武汉的经验，产生该点医护人员大面积传染（10-20%的感染率）概率很高，救治死亡率也会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