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文特（Levente Horváth）是匈牙利中国问题学者、前驻上海总领事，现任职于布达佩斯相关亚洲研究机构。他长期观察中匈与中欧关系，熟悉中国产业资本进入欧洲的路径，也熟悉布鲁塞尔关于“去风险”与“制度性对手”的话语。

全球经济权重东移、欧盟竞争力承压、成员国对华立场分化的背景下，外界常把匈牙利写成欧洲内部的“亲华例外”，把比亚迪、宁德时代等项目理解成对欧盟主流的偏离。乐文特试图纠正这一叙事：匈牙利首先是高度开放的中型出口经济体，其逻辑是面向全球招商、嵌入东西生产网络，而不是用东方替代西方，更不是游离于欧盟框架之外。

他反复强调两组区分。第一，去风险不等于脱钩。前者是降低过度依赖、增强韧性；后者是拆解两大经济体已经形成的产业联系。第二，政治表态与资本流向并不总是一致。德国、法国、西班牙同样在承接中国工业投资，欧洲真正短缺的，是德拉吉报告所指出的竞争力、技术与投资能力，而不是一套更整齐划一的对华立场。

乐文特把问题从“匈牙利站哪一边”拉回到“欧洲如何在多极世界里保持互联、补上自身短板”。在这个意义上，匈牙利提供的不是例外样本，而是开放中型国家如何在欧盟内部经营多元化连接的一种实践。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AFP

【对话/王英良】

问：全球力量格局正经历深刻变革，经济与政治影响力逐步从传统的跨大西洋核心地带向亚洲与全球南方转移。在你看来，这一转型将如何重塑未来国际秩序，推动多极世界加速形成？不同文明与发展模式会以何种方式重新定义全球化的新阶段？

乐文特：我认为，应当从更宏大的历史视角理解当下这场转型。我们正在见证的，不只是中国的崛起或是亚洲经济权重的提升，而是延续数百年、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体系正在发生结构性转变，经济与政治权力将分散至多个权力中心。

十九世纪的世界格局主要由欧洲力量塑造，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则由美国与跨大西洋世界主导。但进入二十一世纪，亚洲与全球南方的经济分量大幅增长。中国现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印度经济高速扩张，东南亚成为全球生产贸易网络中最具活力的区域之一。近年来，仅中国就贡献了全球约30%的经济增长。

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的终结”。美国依旧是全球最具创新活力的经济体之一，仍是头号金融强国；欧盟则是规模最大、富裕程度最高的一体化市场之一。因此，更为准确的表述是全球经济权力出现相对再分配：西方依旧拥有强大影响力，但其他经济与政治中心正在更快发展壮大。

全球经济结构的这种转变已然显现。在电动出行、电池技术、可再生能源、数字经济以及若干新兴产业领域，创新不再由西方企业独家主导，亚洲企业正跻身全球顶尖技术与工业主体行列。

基于上述判断，我并不认为全球化走向终结，恰恰相反，全球化正迈入新阶段。上一阶段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以西方经济制度、规范以及发展模式占据主导为特征；下一阶段的全球化将更具多元属性，不同文明、政治制度与发展模式共存互动。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互联互通尤为关键。最大的风险并非多极化本身，而是多极世界有可能分裂为相互竞争、彼此隔绝的集团。

因此，二十一世纪的核心挑战，在于我们能否将多极化与国际合作有机结合。我认为，新阶段的全球化不应建立在隔绝与脱钩之上，而应当依托不同经济与文明中心之间的多元发展、互联互通与互利合作。

问：欧洲竞争力下滑，战略影响力相对减弱，而中国经济与科技实力持续提升，欧盟在变动的全球秩序中重新定位自身。你如何解读欧盟与各成员国在对华政策上存在的分歧？系列分歧会对中欧关系带来哪些长期影响？

乐文特：如果不审视欧洲在变动的全球经济中的所处位置，就无法真正理解中欧关系。

马里奥·德拉吉发布的欧洲竞争力报告清晰点明了这一挑战：欧洲每年可能需要新增7500—8000亿欧元投资，才能实现竞争力提升、数字化、能源转型以及防务建设目标，这一规模约占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的4.5%。欧洲需要更多投资、更高水平的技术发展以及更强的生产率增长，而非相反。

在此背景下，围绕中国的政治讨论无法脱离经济现实。中国仍是欧盟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也是欧盟进口商品的最大来源地。欧洲企业也持续将中国市场视作具有战略意义的市场。

正因如此，我认为欧盟最初对中国的三重定位具备现实价值：中国同时是合作伙伴、经济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三重属性客观并存。问题往往出现在其中某一重属性被过度放大，进而忽略另外两重属性之时。

诚然，部分领域欧洲需要降低自身战略脆弱性。供应链多元化、保护关键基础设施、避免对单一来源过度依赖，都是合乎理性的经济政策。

但我们应当清晰区分“去风险”与“脱钩”。

去风险指降低过度依赖，增强自身韧性；脱钩则意味着拆解全球两大主要经济体之间深度交融的经济联系。二者属于完全不同的策略，带来的经济后果也天差地别。

欧盟机构与各成员国之间的立场差异，部分源于欧洲各国经济体本身的多样性。德国、法国、西班牙、匈牙利等成员国的产业结构、出口利益、投资诉求各不相同，各国对中国的认知存在差异也不足为奇。

我并不认为这种多样性必然是一种短板。更大的风险在于，欧洲制定对华政策时，主要从地缘竞争逻辑出发，而不是审慎评估自身的经济与战略利益。

欧洲需要一套属于自身的独立自主的对华战略：既要维护欧洲利益、本土企业与关键技术，同时也要认识到，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开展经济合作，能够助力提升欧洲自身竞争力。

归根结底，欧洲应当首先明确自身长期战略利益，再围绕这些利益构建对华政策。

问：匈牙利长期充当中欧之间的重要桥梁，但近期国内政治变动或将调整其对华战略立场。匈牙利在投资、互联互通、科技领域不断演化的对华合作，可为更中欧关系带来哪些启示？在多极时代，欧洲小型国家如何重塑欧洲外交策略？

乐文特：首先有一个关于匈牙利投资政策的重要误解需要厘清：匈牙利的经济战略并非单纯为了吸引“中国投资”。匈牙利面向全球招揽外资，无论资本来自德国、美国、中国、韩国、日本还是其他地区。

投资数据可以清晰印证这一点。匈牙利投资促进体系所承接的投资项目，来源国始终分布广泛。德国、美国、韩国、日本企业，以及占比日益提升的中国企业，都在匈牙利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

发生变化的并非匈牙利底层投资理念，而是全球经济格局。

中国企业在诸多决定下一阶段工业发展走向的行业成长为具备极强竞争力、资金实力雄厚的全球市场参与者，尤其是电动汽车、电池、可再生能源、电子与数字技术领域。

当下，一个欧洲国家如果希望吸引上述领域投资，就不可避免地会接触到头部中国企业。

当然，这并非匈牙利独有的现象。

近期欧洲整体的中国投资规模均有所上涨。2025年，中国对欧盟及英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大幅增长，达到约168亿欧元。其中匈牙利吸纳约39亿欧元，德国约25亿欧元，法国约19亿欧元，西班牙约15亿欧元。

这一点十分关键：外界有时会将欧洲的中国投资主要视作匈牙利个案，但现实是中国企业正越来越多地在整个欧洲市场开展本土化生产。

匈牙利的特殊之处，在于它较早意识到这一格局转变，并主动将自身定位为东西方生产网络的交汇节点。

汽车产业就是很好的例证。落户匈牙利的德国汽车厂商与亚洲电池企业，并不一定代表相互对立的地缘选择，二者完全可以同属欧洲电动出行价值链的不同环节。

对于匈牙利这样高度开放的欧洲中型经济体，多元化意义尤为重大。匈牙利的欧盟与北约身份从根本上划定了它的地缘位置，但这不代表其经济往来只能局限于单一地域。

在多极世界中，中型国家的价值恰恰体现在维系同多个经济中心的联系。它们的影响力不在于取代大国，而在于大国直接沟通愈发困难的背景下，充当不同地区、市场与制度之间的连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