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合法性

然而，仅靠军事和物质平衡是无法维持一个新的地区秩序的。基辛格写道，任何国际体系的稳定运行最终都要依赖于他所说的“普遍接受的合法性”。任何国际框架都需要得到其内部各大国的认可。在这方面，美国将再次需要发挥核心作用。

与战前欧洲不同，印太地区的合法性不仅仅是一个国际政治和安全问题。贸易、技术和跨国合作也至关重要。正如埃文·费根鲍姆（Evan Feigenbaum）所说，有“两个亚洲”共同构成了该地区的秩序：一个集中于政治和安全，另一个集中于经济。中国的领土冒险主义破坏了前者，其胁迫性经济政策则破坏了后者，而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举棋不定则破坏了两者。如果这些趋势继续下去，印太地区国家会开始否定当前秩序的合法性，它们可能会逐渐没入到中国的阴影中，将该地区推向19世纪而不是21世纪。这种情况一旦发生，这个充满活力的地区就可能会分裂成几个势力范围：外部势力被排除在外，通过武力解决争端，经济胁迫成为常态，美国联盟被削弱，小国没有了独立自主的权利和纵横捭阖的自由。

扭转这些趋势将具有挑战性，需要美国决策者施展外交手腕，促进商业创新和制度建设。在政治和安全领域，想要加强当前秩序的合法性至少需要美国重新深度介入该地区事务：停止敲诈盟友，参加地区峰会，展开经济接触，进行跨国合作。面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这一新姿态将使美国扮演更重要的地区角色，赋予印太国家更多的权力。

在经济领域，强化现有秩序意味着确保该体系继续为其成员国带来物质利益，即使中国能越来越老练的挥舞经济胡萝卜和大棒。与战前欧洲注重边界划分和政治承认的谈判不同，发生在印太地区的谈判将不可避免地围绕供应链、标准、投资制度和贸易协定展开。即使美国在努力重新恢复本国的敏感产业并寻求与中国“可控脱钩”，它也可以安抚紧张的本地区国家——将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出去往往意味着将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到本地区的其它经济体，可以创造新的增长空间。此外，考虑到中国正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向别国提供基础设施融资，美国应该设法提供融资和技术援助的替代方案。

商议北京在这一秩序中扮演的角色是整个尝试中最复杂的部分。尽管在中国崛起之际，印太国家求助美国以维护其独立自主，但它们也意识到，将中国排挤出充满活力的未来亚洲是既不现实也无好处的。该地区的国家也不想被迫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选边站队”。

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是，美国及其伙伴要使中国明白一个激烈竞争但和平发展的地区是有好处的，该地区应围绕着以下几个基本要求组织起来：北京在地区秩序中拥有一定的地位；中国在维护该秩序的主要机构中拥有成员资格；如果某国遵守规则，它就会拥有一个可预期的稳定商业环境；并有机会在抗击气候变化、建设基础设施和抗击新冠疫情等方面与别国一同享受到合作的好处。迄今为止，中国有限接受这个地区秩序对促进该地区的成功发挥了关键作用。

不过，在其它领域，北京的行为将不可避免地与美国和亚洲对印太秩序的设想发生冲突。作为回应，华盛顿将不得不与其它国家展开合作加强这一体系，鼓励北京建设性地参与到地区事务中；而且，如果中国决定采取威胁地区秩序的行动，那美国应和本地区国家一道对其加以制裁。然而，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这样做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因此，维护该体系的力量平衡和合法性需要盟国和伙伴国组成强大的联盟，以及中国在一定程度上默许和接受这一秩序。

锻造联盟

尽管美国应该“与盟友合作”的想法几乎已是老生常谈，但这样做仍具有重大的挑战性。维持现有的印太地区秩序将不可避免地需要建立一个广泛的联盟，而可能加入的成员国在现存体制被不可挽回的破坏掉前是看不到这一合作措施有何价值的。对盟友和伙伴的渴求往往只有在现状被颠覆之后才能显现出来。

基辛格在19世纪的欧洲局势中观察到了这一态势，而这一态势也可适用于今日。远在天边的欧洲领导人肯定比近在咫尺的印太国家领导人更不担心中国是否强硬。因此，美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沟通欧洲和本地区协同制定应对中国挑战的策略。北京的经济实力加大了这项任务的难度：上个月，中国采用“最后一刻让步”的策略，成功将欧盟拉入一项重要的双边投资协议，现在已有人担心该协议将使拜登政府更难以联合欧洲共同采取行动。

鉴于这些限制，美国需要身段柔软、富有创意地去建立伙伴关系。美国不应去创建一个事无巨细都加以关注的大联盟，而应寻求创建一个针对个别问题而定制或特别设立的机构，例如英国提出的民主十国（七国集团成员国加上澳大利亚、印度和韩国）。想要解决贸易、技术、供应链和标准等问题，创建这些联盟将是当务之急。

不过，其它形式的联盟可能会把重点放在军事威慑上，如扩大由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组成的所谓四国集团，印日合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

这些不同联盟和这一更宏观战略的目的是在某些情况下创立平衡，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凝聚各国对地区秩序某些重要方面的共识，并发出一个信息，即中国目前所走道路具有威胁性。这一任务将是近代史上美国治国方略所需解决的最艰巨任务。

两个世纪前，梅特涅和卡斯尔雷都是悲观主义者，他们担心那个处于紧张状态的体系。然而，尽管他们怀疑国家和凡人的野心更加黑暗，这两位政治家还是成功建立了一个持久而灵活的体系，使由此而生的和平与繁荣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美国及其在印太地区和整个欧洲的盟友今天也需要怀有类似的焦虑和野心。如果他们能有这样的意识，那他们就能让这个拥有全世界约一半经济体量、一半温室气体排放和一半核武器国的地区保持繁荣、和平和开放，使所有人受益匪浅。

（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美国《外交事务》）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