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金君达】

近期美国刺杀伊朗将领苏莱曼尼的军事行动震动了中东乃至全世界，多处分析下来，特朗普政府的动机仍然是美国国内政治。通过击杀一位早在美国“恐怖分子”名单上的伊朗要员，特朗普极大地刺激了其票仓选民的民族主义神经；由于伊朗在近期的热点争端中表现相当克制，美国和特朗普政府可说是以较小代价获得了较大短期收益。

但特朗普的行动和相关言论也遭到国内反对党的抨击，在特朗普让美国上下突然面临伊斯兰世界报复风险后不久，以佩洛西为代表的民主党人士立即起草法案限制美国总统的战争权，这也有可能是继前几天的弹劾案后美国党争的“新战场”。

佩洛西和特朗普，一直“相杀”不断

但在笔者认为，除非美伊局势由于未可知因素持续升级，近期特朗普政府在中东的莽撞行为，并不会对美国政治带来太大冲击。

虽然特朗普已经表现出在战争决策中极大的个人风险，以佩洛西为代表的民主党很难对特朗普造成实质影响，这是由美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中的几点特征决定的：

第一，美国是总统制国家，总统是国家象征；他在顶层政客圈子里的公众曝光度远高于其他政客，拥有煽动公众情绪和操纵议题的能力，即纽施塔特（Richard Neustadt）所说的说服权力（power to persuade）；小布什在“九一一”后成功动员整个美国社会的参战情绪，不少民主党老人（如拜登）当年也多次站在小布什一边授权动武。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媒体人物，特朗普更是深谙炒作之道，通过发起新议题来转移视线、摆脱个人争议的手法可谓炉火纯青，当然不会将主动权交给民主党的议员们。虽然特朗普作为公众人物的形象争议极大，他目前的主要政敌佩洛西众议员、舒默参议员在美国民众中评价同样比较负面，被不少美国人视为只会内斗的“党棍”。一旦特朗普将伊朗局势带来的恐惧、愤怒和民族主义诉诸公众，任何民主党议员和公众人物很难在公众辩论中战胜总统。

第二，虽然特朗普本人的“专业素养”已经成为皇帝的新衣，美国社会普遍预期行政团队具有信息优势和专业知识，在处理棘手事件时能够做出更为准确的判断。这导致总统团队在第一时间能够占据快速反应权、决定权（speed and decisiveness）两大优势。国会虽然具有立法权，却几乎不可能有效制止总统的冒险行为。

以佩洛西等人此次提出的限制议案为例，该议案针对的战争权力法案（War Powers Resolution of 1973）规定总统必须获得国会的书面授权才能发动战争，但也根据处置应急事件的实际需要为总统团队留了一些“后门”，例如未经国会授权的军事行动长度不得超过60天（另有30天撤离时限），这段时间已经足够完成暗杀伊朗将军这类短期军事任务。

另外虽然法案规定总统动用武力应提前48小时告知国会，但总统方面可以用“这不是正式军事行动”为由搪塞。克林顿在北约轰炸南联盟时期的行动、奥巴马在利比亚的行动都招致质疑，但最后都不了了之。佩洛西目前的提案甚至没有对战争权力法案带来实质性影响，只是添加了一些限制特朗普的条款，即使这个提案也很可能被参议员占据多数的共和党阻挠。

第三，美国的对外意识形态总体偏向特朗普，这是由几方面因素决定的。首先是美国媒体对伊朗的长期妖魔化宣传。苏莱曼尼将军长期在中东各路反美势力背后活动，早在美国的暗杀名单上，特朗普的军事行动天然会得到部分美国人支持。

其次是美国社会对共和党的安全政策传统上更加信任，目前共和党大多数政客站在特朗普一边，少数反对者则往往是出于个人恩怨。

再次是志愿兵役制（VAF）实施后，美国社会对军队专业性的高度认可，很少有政客或主流媒体直接批评军队；如果军方认为某项军事行动是必要的，美国社会不会在实质上影响军事行动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