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这几天传得比较多的原因是特朗普可能被国内的激进派给“绑架”了——蓬佩奥位子不稳，在大使馆遭到袭击以后非常怕担责任。上一次班加西使馆事件美国大使被打死之后，当时的国务卿希拉里承担了很大的压力，现在蓬佩奥怕相同的事发生，所以他主张用极端手段报复，然后诱导了特朗普。这是新的一种比较“阴谋论”的说法。

班加西事件使当时的奥巴马政府尤其是国务卿希拉里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但特朗普决策的具体背景怎么样我们还不太清楚，虽然我们不能完全排除但是也不能全相信阴谋论，比较靠谱的分析大概是这样，这应该还是美伊矛盾激化的结果。

观察者网：我们应该如何客观地看待这轮美伊矛盾的激化？这其间美国和伊朗有着什么样的利益纠葛和各自的战略考虑？

金灿荣：我们必须承认，美伊矛盾由来已久。

二战以后，美国和英国当时联手插手伊朗事务，五十年代美国曾经和英国联手推翻了伊朗倾向苏联的左翼政府，而且把这个政府的总理抓起来枪毙了。然后他们扶植了巴列维国王，巴列维时期伊朗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很好，全盘西化，一段时间内伊朗经济在中东是非常好的，当时的德黑兰有“中东小巴黎”之称。

巴列维时代的伊朗街头

但是这种西化的做法走得太远太快，和伊朗这个社会不匹配，带来了很多问题，于是就引发了1979年的霍梅尼革命。这个革命的一大特点是相当反美，在革命进程中爆发了伊朗人扣押美国外交官事件。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讲伊朗当时的做法肯定是不对的，然后美伊就结下了“梁子”，这种关系从1979年延续到现在。

近年来，围绕着伊朗崛起美伊矛盾是有所激化的。我大概是比较早指出这个现象的，就是伊朗的崛起实际上美国是“第一功臣”，具体来讲是小布什帮了忙，他打了伊拉克，伊拉克和伊朗是天生的“冤家”，两个国家相邻，伊拉克曾经属于逊尼派的势力范围，在伊朗革命之后，在沙特、以色列和美国的鼓动之下发起了两伊战争。两伊战争让伊朗损失惨重，我看到过一个美方的数字，他们估计在战争期间伊朗损失了大约460万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当年两伊战争时伊朗的总人口大概是不到7000万。结果是伊朗的日子很难过，在国际上也非常地孤立，在经济上也经历了非常困难的时期。

但是进入本世纪之后，伊朗的状况改善了，我觉得美国“功不可没”：第一是打掉了萨达姆，把伊朗地缘政治的对手拿掉了，这是送给伊朗的第一个礼物；

第二是美国很自信，异想天开地跑到伊拉克推行所谓的“大中东民主计划”，想以伊拉克为样版在整个中东搞选举，又送给了伊朗第二个礼物——什叶派的崛起。伊拉克的人口六成是什叶派，两成是逊尼派，还有两成是库尔德人，搞西方民主人数很重要，因此什叶派就掌权了。而伊拉克的什叶派虽然有少部分是反伊朗的，但是多数还是亲伊朗的，因此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力猛增。伊朗的势力进入伊拉克之后，在地理上就和叙利亚连上了，而叙利亚掌权的也是什叶派，和叙利亚建立某种联系之后就更方便它进入黎巴嫩，这就产生了所谓的“什叶派新月带”。

另外，美国又送来了第三个礼物，那就是美国的金融资本出于某种战略目的，在进入本世纪以后操纵了石油价格的大涨，美国沙特曾经联手压低石油价格，拖垮苏联，整死伊朗，但进入本世纪之后他们开始操纵石油价格，石油价格从2000年12美元一桶涨到2007年7月147美元一桶，结果帮助俄罗斯重新恢复大国地位，也帮助伊朗政府，在那段时间无论俄罗斯还是伊朗，财政和经济状况都大大好转了。

从伊朗这方面来说，面对这三份从天而降的“礼物”，伊朗方面也没有很“老实”，有钱以后它就积极地在中东地区扩张势力——在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扩张势力，干预也门内战、在巴林干预内政，此外还发展核武器。

面对这个情况，奥巴马政府是软硬两手，一方面压制一方面谈判，至少是就核问题找到了一个暂时的解决办法，于是就有了伊核协议。但是对于伊朗在当地的势力扩张并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就把问题遗留给了特朗普。特朗普上台之后想两个问题一起解决，他首先就认为核协议美国吃了亏，没有和遏制伊朗的地区扩张挂钩，就退出了，开始搞极限施压，这就使得已经存在了很久的美伊矛盾进一步激化。去年，这种激化又到了新高度，美国去年5月正式退出了伊朗核协议，然后极限施压也加码，包括威胁动武，至此之后双方的矛盾和挑衅行为就不断交替上升，直到今天这个局面。

所以我讲这么大一串，是想说在美伊矛盾当中，双方都有责任，而我们中国政府一贯的态度是就事论事：伊朗搞核武器，中国是明确反对的；包括在联合国投票我们曾经支持过对涉核人员加以某种制裁。同时我们也一贯反对干涉别国内政。但是美国此次的行为是对国际法原则的公然破坏，是一种非常恶劣的“流氓行为”，这一点也是不能否认的。最近网上传一个段子，为美国辩护，说“美国消灭苏莱曼尼因为圣城旅是恐怖分子，这是联合国说的”。这里面有一个误导，联合国的决议没有说他们是恐怖分子，而是说他们涉及到核武器了。美国的标准不等于国际法标准，如果美国认定谁是恐怖分子那谁就是恐怖分子，那是极端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