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有的人主张说，今年要发行的特别国债拿来也是用于救急和提振消费，那么偏向就可能由此而发生。特别国债我们在历史上用过两次，一次动用这种非常手段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另外一次是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两次具体方案有些明显的差异，第一次是把工农中建在降准以后可动用的存差，划过来以后成为特别国债资金来源。财政部用这笔资金反过去打入工农中建的资本账户，使他们的资本充足率达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这样国际上所说的中国主要的银行技术上已经破产的这样一种非常不良且影响市场预期的判断，就不攻自破了。它是解决了资本形成的问题，解决了工农中建这种非常关键的大型银行支撑整个经济有后劲发展的问题。第二次是在世界上金融危机风雨飘摇时，我们要形成主权财富基金。它的运作是以动用外汇储备，经过置换，形成了人民币形式的资本金注入，给中投注入资本金，这也属于资本形成。

现在这一轮，前面我列举到的常规手段的一些资金动用之后，如果我们认为救急纾困还必须加码，不排除特别国债的一些资金给它加码加上去。但我认为作为侧重点的，是特别国债还是要关注于“有效投资”、资本形成、长远发展的后劲这种战略层面上的可持续问题。因为在“扩大内需”中现在我们要依仗投资来解决的，一定是在战胜疫情以后，怎样尽快恢复中国至少是中高速的增长，以及在大的经济体里有超常规特征的结构优化支撑的高质量发展，以此去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

全面小康以后，我们还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还要达到2035年基本建成现代化，就这十几年的时间了。我们一定要变“危”为“机”，在疫情冲击之下，动用非常之策，把短期和中长期衔接好。所以，如果从对策来说，我特别愿意强调的就是“一揽子”，既考虑提振消费，又考虑有效投资。这两个重要概念，中央政治局都强调了。但是在逻辑上来说，只要应急的、纾困的能够达到托底要求以后，剩下的可用资金的侧重点就是优化结构地形成有效的投资项目和高质量发展。中央战略把它在一揽子里面说全了，我觉得特别重要，当下一定要注意摆好顺序，在托底的消费形成这个机制上，也要很好地结合“一揽子”里面的有效投融资，如以工代赈，也要注重突出优化结构的安排。

图自新华社

具体的有效投融资的项目，我认为在中国真是俯拾皆是。新基建就不用多说了，这是科技“第一生产力”的支撑条件。前些年已经有了支撑现在数字化平台运行的新基建，现在还要趁势总结抗疫中间的经验，继续把它往上提升。中央给出了七个方面的重点，其实还不止这些，新基建要结合原来老基建所说的架桥修路，医院学校，公共设施，环境保护等等，互相渗透结合，要体现在全中国打造更好的一些经济增长的集群、增长点区域、新的开发区，综合开发而形成的战略性的、对经济成长的有支撑意义的基地。珠三角、长三角和现在北方看重的环渤海，是最基本的三个增长极地区了。其他那么多城市群、城市圈，还有现在要开发的另外的一些区域性中心，都应该把新基建的因素合理注入到它们的开发中间去。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投资的重点。

在这方面，定制化的方案设计非常关键。掌握好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跟市场对接的机制也非常关键。除此之外，我是觉得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一些在老百姓现实生活中应该进一步重视的，看起来是老基建而实际上对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举足轻重的事情，要抓住不放。远的不说就说北京，有些事情是非抓不可的，而且现在紧迫性还在不断提升。比如北京的公共交通体系，它的支撑力远远不能和纽约、东京相提并论。所以出现了老百姓收入增长以后，大家有能力买机动车，解决自己的代步问题，结果现在买一辆机动车，摇号已经高到了不可思议的3000个号里中一个号，这已是国际笑话。看起来北京也是高楼大厦林立，和曼哈顿、东京没什么大的差别，实际上我们的现代化水平可是差得太多了。人家那边的机动车拥有率比北京高得多，人家为什么不必采取这样一些行政性的手段？就是因为人家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的有效供给，形成了四通八达、密度足够的轨道交通网。老百姓收入有，愿意买车就买车，但人家买车自然而然就是应急用和到了周末节假日往外开出去享受生活，绝对不是北京现在这种困难局面。北京现在怎样破这个困难局面？已没有别的选择，天文数字的资源要砸到地底下，赶紧加快我们的轨道交通网的建设。4号线、16号线都是逼急了用PPP的方式做，这就有了新的机制。非常值得肯定的是政府的有限资金，以四两拨千斤的形式来把这个事做好。政府应该抓紧在新的形势下，把有效投融资的项目，在各个地方辖区里排列好。

跟轨道交通匹配的，一定还有停车场停车位的建设，机动车在平常的情况下出动了以后，要在网状交通的一些节点上能够把车停下来，让车主们能够进入首选的轨道交通网解决到达目的地的问题。而中国在中心区域里形成的情况，是地皮比较紧张，停车难的特殊问题就出现了。最典型的是平安大道两边。平安大道当年作为重点项目、政绩的突出表现非常鼓舞人心，但这么多年以来，为什么繁荣景象就是上不来？它其实什么都想到了，但两边店铺林立的道旁，就是没有设计停车位，车停不下来，所以就是没有人气。这些年两边的店铺商家嗷嗷叫也没有办法。怎么解决有效供给的问题？最新的经济方案是一个停车位，可以地下五层，地上五层，最高处到最低处的车挪到地面50秒之内开走。企业有这样的解决方案，要靠资金推动，资金怎么来？需要政府给点推动力。企业以PPP的方式做，做成了以后运营过程中有停车费，自然就是现金流，这是非常好的一种PPP对应的机制。

我还可举这样一些例子。比如说北京可能有几百万人口面临老旧小区改造中，要加装电梯的需要，这个事情的必要性非常明显。十多年前人们住进四、五、六层的楼，没有电梯普遍都可以接受，现在却普遍不能接受了，而且人口还在老龄化，为了美好生活的需要，需要在这些小区里加装电梯。现在听起来畏难情绪主要是说服一层的住户太困难了。那中国抗疫过程中怎样说服大家服从大局的？而且经济手段在这里面完全可以匹配上，探索和总结经验后做这个事情，这个局面一定要打开。

北京如此，全中国几百个百万人口规模以上的城市中，类似轨道交通网的建设，干道的建设，停车位的建设，老旧小区的改造等问题，光这几样就要多少投资？更不要说新农村建设。

我想强调的是，从短期衔接到中长期，当下的举措里一定要充分重视有效投融资，有效投融资一定要找到政府有限资金能够发挥乘数效应的好的创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