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的失败纪录

为什么如此之多的美国军事干涉行动会出岔子？我们研究的关键发现之一，就是军事干涉在什么条件下最可能成功：当它决定性地改变当地的权力平衡，并使之有利于美国及其盟友之时。

这意味着决定成功与否的关键指标应当包括：美国代理人（仆从政府）相较于对手的军事实力，美国目标所能获得的当地民意支持，以及第三方势力可能介入的程度。然而华盛顿考虑这些指标时，要么为时已晚（或者根本没在意），即便考虑到了，也往往依赖不准确、不充分的信息。

尤其是在正确评估对手军事实力这方面，美国过去的纪录一塌糊涂。越南战争时期，美国决策者严重低估了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越共”）的实力，进而误判了军事干涉的成功几率。美国甚至在评估盟友实力时也经常犯类似的错误。拿越南举例，华盛顿对于其南越伙伴，越南共和国国军的作战能力与自持能力显得过于乐观。1979年，美国又高估了其在伊朗的长期盟友——巴列维政权平息国内骚乱的能力，并对后者的快速倒台感到震惊。近来，华盛顿显然对在阿富汗一手扶持的安全部队的战技与组织度有高出实际的信心。他们在塔利班武装的进攻下一触即溃。

2021年夏天，美军一手训练的原阿富汗政府国民军（ANA）面对塔利班武装的攻势迅速溃败

这样犯错的代价非常高。高估盟友或低估对手的实力，可能导致决策者发动冒险的、损失惨重的军事干预。如果他们能获得更准确的信息，本可以避免如此下场。此类误判也可能令决策者找到理由延长本没有成功希望的军事行动。

事实上，缺少当地民意支持经常是导致美国军事行动失败的重要原因。1994年美国出兵海地时，决策者错误地将海地民众对推翻军政府的迫切渴望，当做对美国支持的民主政府的认同。类似的，在2003年以后的伊拉克，五角大楼对伊拉克民众热心政治转型做出了天真的评估，导致美军对随后涌现的武装分子叛乱措手不及。

第三方势力插手捣乱的能量，同样会令美国决策者大吃一惊。外国民兵组织，周边大国或其它形式的对手，曾多次打乱美国罗列的完美计划。1950年，美国决策者未能预料到中国出兵朝鲜。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之后，美国又重复当年的错误，对伊朗民兵势力在伊拉克的快速扩张始料不及。这两起案例中，华盛顿没能考虑到本可以预见的第三方势力下场，付出了巨大代价。

可能性的力量

军事干涉行动是对美国来说最好或唯一的选择，这样的条件总会存在。但决策者必须承认，在许多情况下，对一场危机或潜在威胁的最好应对方式，是完全不要采取军事手段，仅仅依靠外交或制裁——甚至是学会接受威胁升高的现实。

军事干涉能否迅速、充分地扭转当地权力平衡，以确保美国及其盟友实现既定目标？在没有事先回答好这一问题之前，美国永远都不应该匆忙决定出兵。如果答案是“不能”或者“说不定”，那么决策者有理由更倾向于非军事选项。对于大规模干涉的提议，决策者尤其应该谨慎清醒，并警惕那些过于宏大冒进的目标清单。

通常来说，这类清单混淆了关键目标与“看上去很美好、应该实现”的目标之区别。比如，自美国2001年入侵阿富汗之后，最开始被明确定义的“反对恐怖主义”目标，被更宏大的“国家建设”工程所混淆，后者将一种心愿与理念代入进了维护国家安全的目标当中，尽管这并不涉及美国的核心利益。决策者不应该致力于扩大军事干涉的规模或时长以囊括更宏伟的目标。决策者应该操心的是这些目标是否具备可行性。

此外，决策者必须对当地环境有充分了解，以事先评估军事干涉选项的成功率。为了确保获得必要信息，情报机构在分析与汇报过程中，应该优先考虑并放大了解情况的专家的不同意见——包括那些愿意提供真实看法，尽管其身份或主张可能在华盛顿不受欢迎的人。这类人物的意见，往往会更为准确地反映当地政治局势与变量，美国军事干涉行动面临的潜在风险。

此外，专家应该与华盛顿的情报与国防单位负责人合作，甄别第三方势力是否有实力、兴趣或意图插手美军的干涉计划，以及可能导致他们插手的客观条件。比方说，如果中国大陆意图发起统一台湾的行动，朝鲜或俄罗斯也许会以某种方式参与其中。而美国面对的挑战在于，分析这两国会在何时、以怎样的形式插手。严肃对待别国政治领导人划定的红线，是美国规划任何军事干涉行动的关键之一。

最后，决策者在评估美国对手与盟友军事实力的方面，需要更细致、及时的信息，但美国情报机构经常表现的不尽如人意。比如，在俄罗斯2022年进攻乌克兰前夕，美国政府高估了俄军的实力、低估了乌克兰人的抵抗意志。结果，美国决策者一度预计俄罗斯将快速取胜，并开始准备应对这一结果。

对情报机构来说，获取对手与盟友军事实力的更可靠情报必须成为优先任务。情报分析师不仅仅要能计算坦克、战舰与军机的数量；他们还要考虑到对象国的社会经济情况，与军事实力息息相关的工业产能基础，政治与战略文化，以及应对持久战的决心等等复杂因素。

未来美国依然有可能发起军事干预行动，但它们不需要是代价高昂的失败。为了采取更有效的政策，华盛顿必须重新审视对军事干预行动的看法：它不应该是一柄视所有问题为钉子的铁锤，而应该是一件特别定制的工具，应十分谨慎地、在有限的条件下使用。

（本文于3月30日发表在《外交事务》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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