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数字化的领导者

未来生产力的提高中，即使是那些促进整体经济增长的，也可能是不均衡的。我们分析了有可能释放未来生产力增长能力的指标——如研发支出、收入、资本支出（包括数字支出）和并购——我们发现，少数大型超级企业（意为利润最高的10%的公司）在这些类别的活动中占了过大的份额。从2019年第三季度到2020年第三季度，美国超级企业的资本支出和收入下降幅度比其他公司小得多。在同一时期，美国超级企业的研发支出比前一年多了26亿美元，而所有其他公司只多花了14亿美元。

如果超级企业、其他大公司与规模较小、利润较低的公司之间的这种投资、创新和技术采用的差距持续存在，新冠疫情后的生产力加速增长可能会低于预期。中小型企业在新冠疫情危机中受到的打击尤为严重。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无法对未来的生产力提高进行大的投资，因此有可能进一步落后于那些超级企业。这就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发生的情况，当时只有少数公司实现了生产力的增长。

但是，对于非超级企业缩小部分差距的能力，我们还是可以保持谨慎乐观的。在新冠疫情之前，超级企业往往是高度数字化的，并且采用了创新的管理方法，所以它们获利更多，面对危机也有更强的复原力。因此，他们能更好地抵御甚至利用这种冲击。但是，随着受冲击最严重的公司和部门的恢复，数字化的先行者们展示了这些技术的巨大潜力，许多数字落后者可能有能力迎头赶上。事实上，在我们于2020年12月进行的另一项高管调查中，北美和欧洲约7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预计在2020年至2024年期间，对新技术的投资增速将大幅增长，比2014年至2019年期间的比例55%还要高。不同规模的公司都产生了这种类似的预期。

还有另一个保持乐观的理由，在2020年，这一年出现了新冠疫情，在疫情期间，经济经历了最黑暗的时刻，在美国，新创立的企业比2019年多24%。欧洲在这一指标上落后于美国，2020年法国、德国和英国的新企业创立的数量基本持平，意大利和西班牙则下降了15%以上。然而，如果美国企业的增长势头保持下去，这应该有助于更大规模的生产力增长。

然而，投资、创新和技术采用只占生产力增长的良性循环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对扩大产出的需求——换句话说，生产率提高带来的收入增长必须流向那些会额外花钱的人。在短期内，需求增长的前景是很光明的，特别是对于那些在为其人口接种疫苗方面取得很大进展的国家，这些国家也可能首批进行经济开放。被压抑的需求和新冠疫情带来的储蓄可能一下子被释放出来，导致由消费者主导的需求将在一开始出现强劲反弹。在美国，总统乔·拜登的1.9万亿美元的经济支持法案应该也会推动需求进一步上升。

从中期的前景来看，需求也是相对稳定的，尽管这将取决于政府支出的规模、部署和任期。在美国，拜登现在把目光投向了庞大的基础设施计划。随着他的政府将重点从经济救助转向对生产领域的投资，它还可以通过增加需求来满足潜在供给，创造一个高压力经济，即低失业率和高增长的经济体，从而提高生产率增长。然而在欧洲大陆，大规模的政府经济支持则难以协调，其前景就不那么确定了。尽管如此，欧盟实施了一项前所未有的总额约9,000亿美元的计划，以促进对向数字能源和绿色能源过渡的投资。

但如此规模的政府支出可能会受到时间上的限制，使得需求的长期前景不那么乐观。此外，长期被忽视的问题，包括企业收入中工人收入比例的下降、不平等程度的加剧以及私人投资的长期下降，都可能会拖累需求的增长。据估计，疫情后大约60%的生产力增长来自创新和部门重组——从现在到2024年，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将来自企业层面的措施，比如旨在削减劳动力和其他商业成本的自动化措施。除非企业采取更多措施来提高产出的数量或价值，并通过获得新技能来帮助工人实现过渡，否则，要想提高效率来推动生产力的增长就只能通过恶性循环而非良性循环了，这样将会破坏工资和就业，削弱消费驱动的需求和投资。

智能疫情防控机器人进驻郑州“小汤山医院”。图片来源：科技日报

一个充满活力的新时代？

企业和政府可以做些什么来利用积极的中短期生产力前景，以改善长期前景？首先，它们应努力加快技术方面的采用和管理方面的创新，推动这些变革在各部门内部乃至跨部门传播。随着经济开始复苏，那些直到最近才开始注重危机管理和生存的企业应该效仿超级企业的做法，把投资放在技术和部门重组上。超级企业可以支持其更广泛的生态系统来参与协助这一进程，特别是通过与提供互补产品和服务的小公司做生意。政府也可以通过投资于研究和开发来支持这一进程。

决策者还应寻求加强竞争和企业活力。在一个健康的经济中，增值最多的公司发展繁荣，而增值最少的公司则萎缩或被淘汰：这就是所谓的创造性破坏。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修订竞争规则、破产程序以及产品和劳动力市场法规来恢复和加强这种自然分类的过程。

政府和企业还应致力于提振需求和鼓励企业投资，这是促进生产力良性循环的另一步。随着政府支出逐渐减少，企业应该发挥作用，创造基础广泛的收入增长，同时提高效率。此外，企业应投入更多资金来提高员工的技能，帮助他们充分利用技术和组织创新，同时减少不平等和失业现象。政府可以通过鼓励再培训的税收抵免和将税收负担从劳动收入转向资本收入，来激励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但生产率增长并不代表一切，特别是在今天，生产率是可以计算并预测的。它没有抓住个人和社会福祉的重要层面，而这些问题在疫情后的环境中被急剧放大了。例如，数字技术的传播可促进更具包容性的增长模式，远程医疗可为发展中世界数百万人提供及时的初级保健服务。生产率增长的衡量标准也没有考虑到与现代创新相关的一些负面的外部性（译者注：外部性Externality是指个体经济单位的行为对社会或者其他个人部门造成了影响，如环境污染，却没有承担相应的义务或获得回报，亦称外部成本、外部效应或溢出效应），这些外部因素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剧，并深刻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

也许最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计算的生产率并没有考虑到气候变化。为了在世界范围内减轻气候变化的风险，需要在绿色、高效能源领域进行大量的、技术层面的投资。其中一部分投资将提高生产率增长。例如，电动汽车不仅对环境保护有益，而且生产所需的劳动力也更少，从而提高了生产率。如果节能投资将资源和人才从其他甚至更具潜在生产力的经济领域转移出去，就可能在短期内抑制生产力的增长。然而，从长远来看，它们的影响将是积极的，因为能防止未来生产力的急剧下降，以及其他灾难性后果。其中许多收益可能永远不能通过生产率的数据表现出来，因为这些收益代表着从未发生过的衰退。但部分生产率的提高最终是能表现出来的，特别是那些旨在帮助经济适应气候变化的基础设施建设。

如果政府和企业想要摆脱新冠疫情，就必须平衡这些短期和长期目标。然而，即使是现在，由于新冠疫情继续造成人员和经济上的损失，一个潜在的积极因素正在显露出来。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生产力和经济增长持续低迷多年，而新冠疫情引发了技术和组织创新的狂潮。这种狂热是否会引向一个充满活力的新时代，将取决于政府和企业如何维持一个让生产力不断提高的良性循环。

（本文首发于2021年6月22日美国《外交事务》网站，刘思雨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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