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改革决策应该是权衡利弊得失的动态过程。

既然是不彻底的市场化改革，自然会带来许多效率下降、市场扭曲、风险上升等问题，这些都会对经济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实际上，在改革开放的四十几年间，包括我在内的学者对这些问题也一直有批评，批评的重点就是改革举措不够彻底。但如果要对金融改革政策做一个总体的评价，应该还是非常正面的。

连续四十几年，我国的年均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超过9%，把这样的表现称作“经济奇迹”，应该算是实至名归的。在这四十几年间，虽然也发生了不少金融风险，但并没有发生系统性的金融危机，金融体系保持了基本的稳定。这些都表明，那些抑制性的金融政策在支持经济增长、支持金融方面还是十分有效的，这也说明“务实”的策略达到了目的。

金融抑制没有妨碍实现高速经济增长，这个结果似乎与传统的金融市场化理论有差异。根据我的分析，在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年，抑制性金融政策不仅没有限制经济增长，反而促进了经济增长。

原因在于，虽然这些政策会导致金融效率下降，但在一个市场机制与监管框架尚不健全的经济中，它们同样有助于经济与金融活动的扩展与稳定。但在进入21世纪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抑制性金融政策对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的伤害变得越来越明显。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创新成为新的驱动力量，过去的这套金融体系就很难适应新的经济发展要求。

这个例子表明，金融政策的效果并非一成不变的，同样的政策安排在不同经济中的效果可能不一样，甚至在同一个经济中不同时期的效果也有差异。因此，所谓“理论最优”的政策安排不一定总是存在。制定改革政策的关键不是找到“理论最优解”，而是用成本效益分析的思路，选择利大于弊的政策组合。

同时也要意识到，成本效益关系可能会动态转变，因此改革政策也要与时俱进。金融领域就迫切需要进一步的改革与创新，唯有如此，才能持续支持经济增长。权衡利弊、动态调整，其实就是“务实”改革的重要体现。

第三，“务实”的改革策略也可能造成新的改革困难。

“双轨制”改革或“不对称市场化”可能造成的最大问题是留下一大堆改革的“半拉子工程”。有些政策实施相当长时间以后，会形成很强的利益集团，甚至成为进一步改革的障碍。

在过去四十几年间，国企改革已经经历多个阶段，从一开始的放权让利、增加竞争，到后来的“抓大放小”改制，再到后来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混合所有制改革，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一直在下降，但其重要性并没有真正降低，在一些上游产业形成了较强的垄断地位。做大已经实现了，做强还任重道远。

金融部门的矛盾也很突出。长期以来政府干预金融体系，依靠政府兜底维持金融稳定，只要一出现风险，政府就会出手帮助稳定局面。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超过了30%，但没有发生挤兑，就是因为存款人对政府的信用有信心。

后来也是政府帮助注资、冲销坏账、推动上市，完成了转型过程。现在金融风险四处冒头，处置金融风险的手段也迫切需要从政府转向市场特别是监管。但问题是，一旦真的出现问题，决策部门就开始担心引发系统性的风险，最终都是以各级政府出手收场。这样，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就遇到了一个比较高的门槛，短期内很难跨过去。

应该说，当初倡导“休克疗法”的学者其实预见到了这个问题：局部、渐进的改革不但容易导致效率损失，还可能因此形成新的利益集团，成为进一步改革的阻力。过去我国的“务实”改革试图采取“帕累托改进”的做法，让所有人都在改革的过程中得到好处，或者起码利益不受损害，这样就减少了改革的阻力。

但现在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帕累托式改革的选择越来越少，许多改革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利益再分配。如何在这个新的阶段继续坚定、稳步地推进市场化改革，对决策部门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的学者提出，“渐进式改革”与“休克疗法”之间的竞赛尚未结束。

这些都有可能给我国经济改革政策的未来造成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学者对过去改革政策的总结也可能出现分歧，比如中国的“双轨制”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究竟是因为“放”得好还是因为“管”得好？不同的分析可能会导致不同的政策方向。

不过，只要中国的经济改革坚持“务实”的精神，可能也不需要过度担心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问题。虽然不同阶段改革的速度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有时候甚至还会出现一些反复，但最终改革政策的方向还是得由实际结果来支撑。

第四，金融改革的目标模式同样应该是“务实”的。

中国在金融改革初期没有明确地描绘愿景蓝图，并不表明决策者心中没有目标模式。从金融领域的实践来看，许多政策包括改革商业银行、建立资本市场等，都是以欧美特别是美国金融体系作为范本来设计改革政策的。

目前，无论是考虑欧美已经发生的重大金融危机，还是考虑它们也开始采取一些产业政策与中国展开竞争，都意味着不应该简单化地模仿欧美的经济模式。

改革政策的一个根本性挑战，是厘清“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之间的关系，这两者之间合适的关系也需要“务实”地确定，而且要与时俱进，动态变化。如果政府的作用利大于弊，那就应该积极作为，反之，就应该限制政府的影响。

不过，在总结中国“务实”的改革政策的时候，需要认清一个基本的道理，即市场化改革是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

从“双轨制”改革策略看，最重要的效率提升来自“放开”，而不是“管住”，虽然“管住”在一定时期内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果能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那么应该可以明确，改革的大方向是尽快完成那些“半拉子工程”，进一步朝着市场化的方向走。

在这个过程中，仍然应该采取“务实”的态度，“务实”地决定改革推进的速度，“务实”地发挥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务实”地确定未来经济的目标模式。

《金融的价值：改革、创新、监管与我们的未来》，作者黄益平。图片来源：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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