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出版了两本书，一本叫《超越奇迹：变革世界的中国改革》，另一本叫《告别“中国奇迹”》，前一本是学术论文集，后一本是评论文章集。两本书想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既然中国经济是奇迹，就说明不是常态，早晚会过去。奇迹过去以后中国经济将迎来什么样的发展轨迹，这是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话题。

应该说，当时书中所做的一些预测，现在已经成为现实，比如增长速度显著放缓、产业升级持续加速以及经济结构不断平衡。当然，还有的预测并没有出现，比如通货膨胀压力抬升。收入分配确实有所改善，但改善的速度与力度都远远不够。

当下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站在十字路口的我们，如何准确把握宏观经济趋势，对每个人来说都至关重要。疫情后的中国经济将走向何处？在告别过去40年的经济奇迹后，如何实现“新常态”发展？未来中国经济将面临哪些重大转型？

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教授的新书《金融的价值：改革、创新、监管与我们的未来》中，对于读懂未来中国的宏观经济金融趋势，分析经济金融体系的底层逻辑提供了清晰有力的底层逻辑指导。】

《金融的价值：改革、创新、监管与我们的未来》，作者：黄益平

【文/ 黄益平】

01 中国经济的三大反转和一个困惑

纵观过去40年的经济改革历史，2008年似乎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这倒并非仅仅因为在那一年发生了全球金融危机，更主要是因为在那前后，中国的宏观经济表现出现了180度大反转。

经济奇迹之后应该就是“常规发展”，现在流行的说法是“新常态”，新常态与之前相比有什么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三大反转：

第一，中国经济从之前的“高速增长”突然变为“持续减速增长”。

2008年之前，年均GDP增长率接近10%。2008年和2009年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增长明显减速。2010年在一揽子计划的推动下，GDP增长率重新回到10%以上，可惜这样的表现只是昙花一现，随后GDP增长率连年下降，到2016年和2017年，已经稳定地跌到7%以下。

第二，经济结构从之前的“严重失衡”迅速走向了“再平衡”。

2008年之前，只要讨论中国经济问题，就避不开经济结构失衡的话题。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与出口两驾马车拉动。政府一再采取措施调整经济结构，但几乎每次都无功而返，结构失衡的矛盾愈演愈烈。2008年之后，经济结构毫无预警地开始了再平衡的过程，投资率持续下降，经常项目顺差显著收窄，消费成了支持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第三，金融体系从“相对稳定”演变为“系统性风险上升”。

过去我们一直很自豪地说，中国是主要新兴市场大国中唯一一个没有发生过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国家，但最近这几年金融风险不断在不同的领域之间游走，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已经大幅提高。

如何理解2008年前后在中国经济中发生的这些大反转？再往之前看，为什么在2008年之前中国经济会出现一方面经济高速增长、另一方面结构严重失衡的现象？

而这后一个问题，正是我在2009年来北京大学工作时希望解开的谜。这个问题也可以表述为：为什么大家对中国经济前景的判断分歧这么大？

有的专家对中国经济非常乐观，有的人则很悲观，简单地说，看增长速度的往往乐观，看结构失衡的往往悲观。

事实上，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或者可以说，它们描述的可能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个现象？

02 中国经济反转背后的根本原因

如果我们要对40年的改革政策做一个提炼，那应该就是“市场化”。但我们的市场化改革策略有很多特点，比如它不是“休克疗法”，而是“渐进式改革”。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我将其称为“不对称的市场化”策略。

一方面，产品市场基本上都放开了，竞争也比较充分，无论是农产品、制造品还是服务品，都直接由市场机制调节，供求决定价格。另一方面，要素市场基本上都还没有实现市场化，资本、劳动力、土地、能源和水，凡是用于生产投入的要素市场都还受到政府的各种干预与管制。

这样的干预在金融领域最为明显。即使在实施改革开放政策40年的今天，金融体系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仍然是“金融抑制”，即政府金融体系的各种干预与管制。40年金融改革的一个基本特点是行业规模做得很大，但市场机制还没能很好地发挥作用。

在改革初期，中国只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金融机构，今天我们已经拥有一个非常庞大的金融体系，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每年都能排在全球十大银行之列，股票市场市值全球排名第二，债券市场全球排名第三。

但同时也要看到，政府还在影响或者干预利率、汇率、资金配置甚至跨境资本流动，还在控股大型金融机构。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曾经对各国的金融抑制程度做过专项研究，在能够找到数据的91个国家中，中国的金融抑制程度排在第四位。

劳动力市场可能是一个特例。很多人认为政府并不干预劳动力市场，工资是市场决定的，其实并非完全如此。由于存在户口制度，很长时间里中国的人口流动率极低，而且都是在政府的安排下进行的。

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农民工，等于突破了户口制度的限制，劳动力得以流动。但是在相当长时间内，农民工和城市居民的待遇是不一样的，即便是在同样一家公司做同样的工作，农民工获得的工资收入也可能只有当地居民的1/3甚至更少。也就是说，户口制度变相地压低了城市工业的劳动成本。

刚刚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时候，政府在南方设立了四个经济特区，提供很多优惠政策吸引外国投资，比如不收税，提供免费的土地使用权以及廉价的资金和能源等。优惠政策其实就是一种市场扭曲，虽然它促进了经济活动的活跃，但从根本上说，优惠政策意味着要素的使用者没有按照市场价格支付成本。在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全国各地都推出了不同的优惠政策，而且地方政府之间相互竞争。因此，“要素市场扭曲”实际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概括起来看，要素市场的扭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把要素的成本压低；第二是在要素配置时偏好大企业、国有企业。

换句话说，过去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生产成本低也很正常。但要素市场的扭曲政策进一步扩大了中国的低成本优势。

那么政府为什么要实施扭曲要素市场的政策？背后的原因应该就是我们的“双轨制”改革策略。一方面，政府要支持国有部门持续运行。另一方面，政府又要为非国有部门的发展创造条件。

这种扭曲政策的实质，是对居民和企业实行收入再分配，变相地补贴企业，补贴出口商、生产者和投资者。

举个例子，假设银行存款利率为1%，如果没有抑制性的金融政策，存款利率可能会达到3%。这之间的差额到哪儿去了？银行可以在低存款利率的前提下压低贷款利率，这等于是存钱的储户向贷款的企业进行了变相的转移支付。

这种收入再分配的结果是，出口越来越活跃，投资越来越多，经济增长越来越强劲，但消费变得越来越疲软。这就是为什么我国经济一方面形成了增长奇迹，另一方面结构失衡的矛盾不断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