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化资本主义农业模式不适用于中国

《华北》得出的结论首先是，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各有是处，都有助于我们认识、理解中国农村社会和经济的一些重要方面。雇工3人及以上，并有超过100亩规模“经营式农场”的乃是当时最富裕最成功的农户，中农多是小规模的自耕农，贫农则既有租佃土地的（虽然占比较低），但更多的是农忙时要外出打短工的农民。这些基本的社会经济事实与资本主义萌芽论和生产关系都直接相关。

《华北》上半部分主要探索了当时比较突出的经营式农场，将其与小规模的家庭农场仔细对比。意外的是，它们在资本投入（如肥料、用水、用牲畜等方面）、技术、亩产量等各方面都与小规模农场并无显著的不同。两者最主要的差别在于，经营式农场由于是雇工经营的，能够做到比小农场更适度的劳动力配置：前者劳均种植20-25亩，后者则是15亩以下。

为什么会如此？我借助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意识形态之外的实质主义理论，发现其中的关键在于小农家庭的特殊组织逻辑。小农家庭的家庭劳动力是给定的，妇女、老人乃至小孩这些辅助性劳动力基本谈不上什么“机会成本”，不像成年男性劳动力那样可以外出打短工。在人口（相对过剩）与土地（相对稀缺）的压力下，这样的生产单位会尽可能将亩均劳动投入最大化，借此尽可能地提高产量，即便其劳动边际报酬严重递减也如此。而经营式农场，由于劳动力主要是雇用的，可以适当调整，则不会如此。

因此，小农场常会种植更高比例的（特别劳动密集的）棉花，冒更大的市场风险，来尽可能提高自己的收入。至于贫农，由于农忙时要靠打短工来补充自家土地收入的不足，则有时不可能在自家土地上投入必需的劳动。

同时，经营式农场规模一般不超过200亩。这主要是因为，超过这样的规模，农场主本人便不再能够亲自带领和监督劳动，劳动成本会快速上升。更重要的是，达到这样的规模之后，他会有更多机会选择报酬更高的经商或入仕途径。

胤禛耕织图册 故宫博物院藏

上述两种不同性质的农场的共存与拉锯，构成了华北农村基本的社会经济状态。经营式农场占大约10%的土地，其余都是小规模家庭农场。如此，雇工经营的经营式农场说不上是什么资本主义型的突破性生产方式或新的“发展”模式；同时，使用自家劳动力的小农家庭农场明显具有更顽强的生命力，即便有的要靠租佃土地，但也不见得就是简单的落后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

在此之后，我转入《长江》一书写作的调查研究，更惊讶地发现，在这片市场经济更发达的地区，华北那样的经营式农场居然会被小农家庭的特殊经济逻辑完全淘汰，它们从明清之际以来逐步衰落，到19、20世纪已经完全绝迹。这就与“资本主义萌芽”论和“理性”“（资本主义性）农场主”理论的预期完全相悖，展示出另一种截然不同的逻辑。

深究之后，我更清晰明确地发现，小农户由于其组织特点，能够承受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单位所不可能承受的人地压力。借助家庭的辅助劳动力，它可以进行雇工所不可能肩负的、低于基本生存回报的辅助性生产活动，借此在小块土地上维持生存，并支撑更高度的商品化。

其中，长江三角洲最主要的乃是棉花-纱-布和桑-蚕-丝的生产。它们按亩投入的劳动日总量分别达到水稻的18倍和9倍，但收入才达到3~4倍。正是这样的“内卷化”（或“过密化”）的经营方式，或“没有（单位劳动报酬）发展的（总生产量）增长”，使其能够在长江三角洲长期维持，并且完全消灭了学术理论中多以为是更先进、更优越的类似资本主义单位的经营式农场。

这就确证了《华北》已经得出的关于经营式农场的基本结论：其经营方式与小农经济的根本不同，不在其“发展”方面的“先进”性，不在于更多的资本投入或先进的技术以及更高的亩产量，也不在于其更高度的商品化生产，而实际上在于一个简单的组织逻辑——由于是雇工经营，它们可以根据需要而雇工，借此达到比小农户更合理的劳动力配置，免去自身生产单位“劳动力过剩”的问题，达到更高效率的劳动力使用。而小农户则由于其家庭劳动力是给定的，不能“解雇”家庭的劳动力，最终只能走上投入越来越多劳动力的“内卷”道路。由于小农经济的亩产所得要高于经营式农场，长期下来完全消灭了经营式农场。

显然，这样的经验实际完全谈不上由于资本主义式的雇佣经营而达到更高生产率的“先进”生产单位，并将最终取代小农经济。这就证伪了“资本主义萌芽”论的预期，也证伪了资本主义必将取代封建主义的西方现代主义预期。

也就是说，《华北》和《长江》两书共同证明了，无论是形式主义经济学理论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都不足以认识和理解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以及在此前提下的“小农经济”的顽强生命力,也不足以认识所谓的资本主义经营模式的实际。倒是实质主义的第三理论传统洞察到了小农经济的最基本特色。

过去如此，今天实际上仍然基本如此。小农经济过去依赖的是耕作与家庭副业两柄拐杖，今天依赖的则是耕作与外出打工、做买卖等非农就业。二者的结合同样具有极其顽强的生命力，不同之处仅在于通过非农就业而逐步减轻了单位土地面积上的“内卷化”压力。

贫农经济的形成

《华北》的第二个主要论点是，突出“贫农经济”和贫农社区的形成过程。土地贫瘠和人地压力是当时最为现实的两个基本因素。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日本军国主义的蹂躏，促使之前华北地区众多以中农为主的农村紧密社区走向解体。

在生产关系方面，租佃关系和雇佣关系都在递增，并且不再带有原有的亲邻间的道义约束和礼仪；部分具有稳定和紧密人际关系的社区越来越多地成为松散的、没有人情可言的村庄；由社区受人尊敬的具有道德威望的人士来承担领导责任的传统逐步衰落，到战乱时期越来越多地由“恶霸”型流氓或逐利型小人来充当村长，鱼肉村民；越来越多的中农沦为自家土地不足，必须依赖打短工来维持生计的“贫农”；同时，国家的临时摊派日益繁重和苛刻。无论在“阶级关系”上，还是村民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上，矛盾都比较突出。这是一个相对其他地区更可能响应中国革命号召的地区。

长江三角洲则不一样。这里土地相对肥沃高产，生态相对稳定，生活相对富裕。佃农所占比例虽然要比华北高好几倍，但村民拥有长期稳定租种的土地的“田面权”，拥有“田底权”的地主则主要居住在城镇。城镇中“田底”交易虽然频繁，但并不影响农村“田面”的稳定耕作。由于土地总产较高，“田面”地租相对显得并不十分苛刻，“阶级矛盾”并不显著，租种“田面”的小农比较像华北的自耕中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