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再起？多解决问题、少谈些主义

即将步入花甲的卡斯特“8年媳妇熬成婆”，令地区其它（中）右翼领导人（如阿根廷总统米莱、巴拉圭总统培尼亚、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玻利维亚总统罗德里戈·帕斯、哥斯达黎加总统查韦斯）竞相庆贺，而左翼领导人（如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则担忧“纳粹回归”。拉美各国密切关注，只因智利的政治命运与地区息息相关。

事实上，智利“向左再向右”，与整个拉美地区的大环境变化趋势完全一致：2021年底“最左”博里奇历史性胜选，正是拉美最近一波“粉红浪潮”冲向顶点之时；2025年底“最右”卡斯特几乎以席卷全国各省之势胜选，恰逢地区国家再次“右转”浪潮——智利是阿根廷、厄瓜多尔、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之后的最新一个。

作为“拉美ABC”国家之一，智利长期被视为地区国家转型与发展的“优等生”，因此该国的政治转向更为国际社会所关注。卡斯特的个人履历与标签，更难免引发外界关于“智利向何处去”的关切与疑问：

在庆祝总统决选结果的集会上，有卡斯特的支持者套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面具。图取自法新社

卡斯特来自德裔家庭，父亲米夏埃尔·卡斯特曾是参加过二战的纳粹党员和德军军官；哥哥米格尔·卡斯特是“芝加哥男孩”代表性经济学家，曾在皮诺切特政府担任过国家规划部长、劳工部长、央行行长，任内大力推行以市场手段减贫、提供社会服务，鼓吹制定1980年宪法（他反对立刻实施西式民主，认为需要长期威权统治、巩固“新自由主义秩序”）；

卡斯特本人同样毕业于国内“新自由主义大本营”智利天主教大学（区别是他学的法律），也自称“芝加哥学派”的门徒；他不吝公开称颂皮诺切特“独裁遗产”，过往言论带有明显的威权和民粹右翼色彩（特别是无条件反对堕胎），被视为是特朗普式政客；今年竞选期间他主打政府“瘦身”、经济复苏、恢复公共秩序，策略性地向中间靠拢，但部分政见（例如在与秘鲁和玻利维亚边境挖壕沟、大规模驱逐移民、建设高安全级别监狱、重罚犯罪集团）仍体现了其政治底色。

卡斯特用时4年，取代的是扬言“智利将是新自由主义坟墓”的博里奇政府及其接班人，反差之大，也难怪会有“新自由主义是否复苏？”乃至“皮诺切特时代将卷土重来？”的夸张之问。当然时移世易，今天的卡斯特完全不具备皮诺切特垄断权力的资源、手段、时机。

更重要的是，“极左”到“极右”的背后，智利政坛和社会过去4年的历程表明，今天多数智利选民已经更加成熟，不会沉醉于抽象的意识形态、政治光谱、政治社会理想，而是以务实的态度检验、选择政治人物。

2021年博里奇以推翻新自由主义秩序、制定新宪法、铺设国家新道路为口号走进总统府，可左翼绝对主导制定的第一部新宪法草案在2022年制宪公投中遭遇完败，被约62%的选民反对。这是博里奇政府任内第一大打击，原因在于这份宪法草案“太长、太左翼（进步）、太激进”，关于智利是“多民族国家”的宪法定位，挑战了多数民众对于国家的传统认知，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天主教保守传统深厚的实际国情。

反过来，2023年以右翼占绝对主导的第二次制宪会议推出的第二部新宪法草案同样输在了公投上（约56%选民反对），同样在情理之中：这部草案充斥着太多民粹右翼特质（连税收和移民议题都纳入其中），罔顾中间选民，也看不出争取社会最大共识的努力。加上高调“反堕胎”的卡斯特为这部宪法草案背书，多数选民宁可固守修改了60%的皮诺切特宪法，也不愿选择撕裂共识的新宪法。

在涉及国家基本制度、性质、定位的根本大法上，多数智利人明确对“极左”和“极右”说不，这与2019年全国性抗议“新自由主义的30年”看似不协调，实则有着一脉相承的逻辑：智利民众严重不满新自由主义无视社会福利、弱势群体的弊病，不惜爆发怒火，更不意味着他们要摒弃此前几十年从欠发达国家变成拉美最发达国家的发展成果——不要皮诺切特，不等于回归阿连德，国家道路不是二选一。

更何况教育普及后，很多智利人也有足够认知水平和理性判断能力，那些抽象的意识形态动员、不切实际的社会福利、空头支票承诺再难轻易迷惑选民，他们会密切跟踪政府是否有能力且兑现了竞选纲领，并以此决定是否继续给政府投下信任票。

2023年夏天，执政不过18个月的博里奇政府满意度就暴跌至28%，已经证明再美好的口号也抵不过经济低迷、安全威胁、立法停滞等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治理能力是智利人下架左翼政府的标准，也是明年3月11日后卡斯特政府无法回避的严格检视与压力。

2022年3月-2025年10月博里奇政府支持率（红色）与不支持率（绿色） 数据来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Gabriel_Boric

显然，压垮博里奇政府的难题，也极可能是卡斯特过不了的难关：

公共安全和治安困境无法通过市场的逻辑、政府“瘦身”迅速解决，反而需要扩大政府投入，对志在缓解公共债务、减少财政赤字的卡斯特意味着额外压力；

拘捕、驱逐非法移民在皮涅拉和博里奇时代就收效甚微，卡斯特如要强硬行动，同样需要增加开支，而且势必激化国内矛盾和与周边国家的外交摩擦；

智利经济发展的瓶颈乃结构性问题，外国直接投资、公共和私人资本积累水平低是缺乏增长动力的深层因素，却难以在短期内实质解决；卡斯特的放松管制、减税、削减公共开支手段能否改善投资环境尚不得知，可一旦已经上马的政府投资项目中途停摆，经济建设的努力就会功亏一篑，引发的外资纠纷反而更不利于投资和营商环境。

此外，卡斯特所谓“变革的力量”、“让智利再次伟大”的口号要想落地，离不开议会支持，但智利选民（包括首次投票的摇摆选民）选出的新一届议会，并不天然被卡斯特阵营所掌控。

根据选后的议会版图，卡斯特领导的极右翼联盟“智利改变”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只占27%和16%的议席，达到半数都需要马赛领导的（中）右翼“智利大联盟”支持。这就意味着卡斯特的日常立法与政策推行都不能太过激进，否则就会失去盟友支持。至于宪政等层面的重大变革，没有右翼之外阵营的支持更不可能。左右翼阵营存在相当数量的温和派议员，本身就体现了多数选民的态度。

“不是30比索，而是30年！”2019年智利全国大抗议的标志性口号，一度让人以为智利又要回归意识形态的激烈纷争。

如今看来，与其讨论智利政治到底是变得“温和”还是“极端”，倒不如说智利民众依旧务实，而且更关注与自己生活相关的事务：管你打的什么旗号，多解决问题、少谈些主义，否则下次选举将不再给出信任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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