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欣多尔·圣古塔，译者/周雷】

自从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于1993年夏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题为《文明的冲突？》长文，再加上张维为教授于2011年在《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专著中提出“文明型国家”概念之后，“文明”作为地缘政治分析基础的观点一直被批评为过于本质化，即文明既不容易被定义，也不特别具有同质性。以文明为视角的观点也被指责过于狭隘地关注诸如宗教等“文明方面”的身份定位，而忽略了身份定位的很多其他来源和维度，包括物质和非物质两个方面。因此，像阿钦·瓦纳伊克（Achin Vanaik）这样的批评者对任何“超越历史”的文明概念都感到不适，因为这些概念断言，“在冷战后的世界里，民族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甚至不是政治，而是文化”【1】。

这种不安与既有的人权理念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些人权理念包括了“普遍性、不可剥夺性、不可分割性、相互依存且相互关联。这些人权观念具有普遍性意义，因为这些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这无关于他们生活在哪里、何种性别、什么种族，也无关于他们的宗教信仰、文化属性以及族裔背景”。【2】

印度总理莫迪在G20峰会举行前的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特别会议上发表讲话 图自美联社

人权的“普遍性”因欧洲中心主义【3】和东方主义【4】而饱受质疑，如提出“人权普遍性”中的个体文化（犹太教和基督教中共同存在）特殊性问题。但当与“文明型国家”框架放在一起时，它们的概念清晰度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因为“‘文明型国家’具有超强历史和文化底蕴。不会跟着别人亦步亦趋，不会照搬西方或者其他模式，它只会沿着自己特有的轨迹和逻辑继续演变和发展；在崛起的道路上它也可能经历磕磕绊绊，但其崛起的势头已经不可阻挡，其崛起的方向已经不可逆转；这种‘文明型国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并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因为它本身就是不断产生新坐标的内源性主体文明。这种‘文明型国家’不需要别人认可也可以独立存在和发展，它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在很多方面与别人不一样，过去不一样，现在也与众不同，今后还是自成体系的”【5】。

对西方和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制度进行比较，更加强化了张维为、塞巴斯蒂安·邦尼特（Sebastian Bonnet）、纳赛尔·比瑞亚（Nasser Biria）等学者的文明分类，他们强调西方与中国和伊斯兰国家在文化属性上具有明显的差异性。然而，这种对比并没有充分考虑到印度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的概念内化。与流行的看法相反，将印度的民族性定义为其统一文明的副产品，是印度为摆脱英国统治而进行的民族主义运动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在印度国民大会党（The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和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之间基本达成了共识。

关于印度文明，最著名的民族运动领袖和印度国大党领导人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写道：“印度文明的趋势是提高道德水平，而西方文明的趋势是宣扬不道德行为。前者是基于对神的信仰，而后者是无神的。在这样的理解和信仰下，每一个热爱印度的人都应该紧紧抓住古老的印度文明，就像一个孩子紧紧抓住母亲的乳房一样。”【6】

维纳亚克·达摩达尔·萨瓦卡（Vinayak Damodar Savarkar）是甘地最激烈的反对者之一，也是印度人民党的理论奠基人。他在其著作《印度教特性》中首次提出并阐述了“印度教特性”（Hindutva）和“印度教国家”（Hindu Rashtra）理论，他对文明的概念同样深度关注。萨瓦卡将国家概念化，认为国家是“我们对伟大文明的共同表达敬意的纽带”【7】。

萨瓦卡的对手、甘地的政治继承人、印度第一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同样热衷于印度文明的独特性与悠久性。他和当时的许多其他民族主义思想家认为，印度文明是印度“自我意识”的基石，也是理解印度作为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文明和国家的自我形象的关键。“这一思潮包括了两大倾向，一是反驳殖民历史学家对古印度文明的贬低，二是主张印度历史上的文明统一性。”【8】对“文明”的思考，使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文学家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这样的“普世主义者”，同拉达·库穆德·穆克吉（Radha Kumud Mukherji）这样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家联合起来，他们用“神圣的地理”（sacred geography）来描述印度民族在地理空间上的统一性。

正因为这种共性，在芝加哥召开的1893年世界宗教会议（World Parliament of Religions）上，斯瓦米·维韦卡南达（Swami Vivekananda）宣称印度文明具有相对优越性。他的著作和演讲后来在尼赫鲁最重要的著作《印度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India）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甘地、尼赫鲁，甚至萨瓦卡，从某种意义上讲，都延续了斯瓦米·维韦卡南达关于文明的叙事脉络，不仅试图宣传印度民族的文明根基，而且强调印度与西方国家相比的优势所在。

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在印度独立前写下的著作《印度的发现》

这一论点使印度历史上在文明方面与西方相比具有了优越性，特别是在民族主义时期，印度文明优越论赋予了这些思想家自信心，他们以印度的艺术和思想成就作为论战的武器，来抵抗殖民统治者的“文化入侵野心”。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1947年印度独立后不久，这种叙事的凝聚力就被打破了。印度被英国强行肢解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这个分裂过程并不是和平的，而是伴随着骚乱、屠杀等各种流血事件。印度教徒、穆斯林和锡克人之间因教义不同，爆发了大规模骚乱。甘地被一名印度教狂热分子暗杀。这名狂热的印度教徒指责甘地对穆斯林过于宽容，且参与了印巴分治事件，这破坏了印度人自古以来形成的关于印度地理空间统一性的文明叙事共识。

一些批评者甚至认为，谈论文明就是向印度教文化至上主义屈服。这一论点通过指向萨瓦卡得到了强化。萨瓦卡主张“印度教特性”，主张所有印度人拥有共同的文化身份，认为甘地的一些观点不符合“印度教特性”。萨瓦卡被指控参与了刺杀甘地的阴谋，后来因缺乏证据而被无罪释放。但这片阴翳有效地遮蔽了印度的文明叙事，因为谈论文明成为反现代化甚至沙文主义的隐喻。

但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增长，今天的印度发现自己已经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已经跻身于世界大国行列，且成功超越了它的旧殖民统治者英国，并预计在 2030 年左右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印度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它应该具备什么条件才能配得上这种“伟大”？它能给世界带来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