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界中的古老追求

各个主要的技术先进国家都需要明白，它们正处于战略转型的门槛上，这种转型与当年核武器的出现同等重要，但影响将更加多样化、分散化和不可预测。如果一个社会致力于扩展人工智能前沿，就应当成立一个国家层面的机构，来考量人工智能的防御和安全，并在各个相关部门之间建立桥梁。这个机构应被赋予两项职能：维持本国的竞争力，同时协调研究如何防止或至少限制不必要的冲突升级或危机。在此基础上，与盟友和对手进行某种形式的谈判将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要对这一方向进行探索，那么世界两大人工智能强国——美国和中国——就必须接受这一现实。两国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两国新一阶段的竞争将以何种形式展开，都应就“不打前沿技术战争”形成共识。双方政府可以委托某个团队或高级官员负责监督，并直接向领导人报告潜在的危险及规避方式。截至本书撰写时，这种努力与两国的公众情绪并不相符。然而，这两个大国互相对峙而拒不进行对话的时间越长，发生意外的可能性就越大。一旦发生意外，双方都会被其技术和部署预案所驱使，陷入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危机，甚至可能引发全球规模的军事冲突。

国际体系的矛盾之处在于，每个大国都被驱使采取行动，也必须采取行动，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自身的安全；然而，为了避免危机接踵而来，每个国家都必须对维持普遍和平有一定的责任感。这个过程涉及对限制的认识。军事规划人员或安全官员会根据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考虑问题（这样做并没错），并优先寻求获取应对这些情况所需的能力。政治家（可能也就是上述这批人）则有义务考虑如何使用这些能力，以及使用之后的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

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应该对长期以来的战略逻辑进行调整。在灾难真正发生之前，我们需要克服，或者至少是遏制这种自动化的驱向。我们必须防止运行速度比人类决策者更快的人工智能做出一些具有战略后果的、不可挽回的行为。防御力量自动化的前提是不放弃人类控制。该领域固有的模糊性，再加上人工智能的动态性、突出性及其传播的便利性，将使评估复杂化。在此前的时代，只有少数几个大国或超级大国有责任限制自己的破坏性能力，以避免发生灾难。但不久后，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扩散，更多的行为体也必须承担类似的使命。

当代领导人可以通过将常规能力、核能力、网络能力和人工智能能力广泛而动态地结合在一起，来实现控制武器装备的六大任务。

被用于军用领域的人工智能（图源：彭博社）

第一，相互对抗或敌对的国家的领导人必须定期对话，讨论双方都想避免的战争形式，就像美苏在冷战期间所做的那样。为此，美国及其盟友应该围绕其共同的、固有的、不可侵犯的利益与价值观组织起来，这些利益和价值观包括在冷战结束后几代人的经验。

必须对核战略的未解难题给予新的关注，并认识到其本质正是人类在战略、技术和道德方面遭遇的巨大挑战之一。几十年来，对广岛和长崎被核弹化为焦土的记忆迫使人们认识到核问题的不寻常性和严峻程度。正如美国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在2018年对国会所说：“我担心人们已经失去了那种恐惧感。”拥核国家的领导人必须认识到，他们有责任共同努力，以防止灾难的发生。

网络与人工智能技术的领先大国应该努力界定其理论和限制（即使其所有方面均未被公开），并找出自身理论与竞争大国之间的关联点。如果我们的意图是威慑而非使用，是和平而非冲突，是有限冲突而非普遍冲突，就需要以反映网络和人工智能独特蕴含的措辞来重新理解和界定这些术语。

拥核国家应承诺对其指挥控制系统和早期预警系统进行内部检查。这类失效保护检查应确定检查步骤，以加强对网络威胁和在未经授权、疏忽或意外情况下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行为的防范。这些检查还应包括选项，以排除对核指挥控制系统或早期预警系统相关设施的网络攻击。

世界各国，特别是技术强国，应制定强有力和可接受的方法，在紧张局势加剧和极端情况下尽量延长决策时间。这应该成为竞争对手之间共同的概念性目标，将控制不稳定性和建立共同安全所需的步骤（既有当前的，也有长期的）联系起来。在危机中，人类必须对是否使用先进武器承担最终责任。竞争对手尤其应该努力就一种机制达成一致，以确保那些或许不可撤销的决定是有利于人类生存的。

主要的人工智能大国应该考虑如何限制军事化人工智能的继续扩散，或者依靠外交手段与武力威胁，开展系统性的防扩散工作。那些野心勃勃地想要将技术用于不可接受的破坏性目的的技术收购者会是谁？有哪些特定的人工智能武器值得我们特别关注？谁来确保这条红线不被逾越？老牌的核大国探索过这种防核扩散概念，结果成败参半。如果一种具有颠覆性和潜在破坏性的新技术被用于武装世界上怀有最强烈敌意或道德上最不受约束政府的军队，那么战略均势可能难以实现，冲突也可能无法控制。

由于大多数人工智能技术具有军民两用特性，我们有责任在这场技术研发竞赛中保持领先。但这也同样迫使我们去理解人工智能技术的局限性。等到危机来临才开始讨论这些问题就为时已晚了。一旦在军事冲突中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响应速度之快，几乎注定它将以比外交手段更快的速度产生结果。大国之间必须就网络和人工智能武器展开讨论，哪怕只是为了形成一套共同的战略概念话语，以及对彼此红线的感知。要在最具破坏性的能力上实现相互制约，绝不能等到悲剧发生再去亡羊补牢。当人类开始在创造新的、不断演化的、拥有智能的武器方面展开竞争时，设限的失败不会被历史原谅。在人工智能时代，对国家优势的持久追求，仍须以捍卫人类伦理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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