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前段时间，由于越南、乌克兰等国发布粮食出口禁令，导致国内舆论担忧粮食安全，甚至在市场上引起小波动。其实，这里面涉及到几个问题，农村抛荒、粮食储备、粮食进出口等，中国目前在这些方面现况如何？如何看待粮食储备和进出口的关系？

贺雪峰：中国确实存在较为普遍的耕地抛荒现象，许多人据此推断国内可能会产生粮食安全问题，这个论调一直都有，只不过在全球疫情持续、部分国家禁止粮食出口的局势下，更加引起社会关注罢了。这种担心其实是源自人们对中国粮食生产能力的一些误解。

我们要看到抛荒的深层原因。农村抛荒大部分是季节性的，农民之所以选择这种种植方式，主要还是因为粮价较低，种地不划算。粮价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粮食储备充足，且受到进口粮食影响，国家无法再收购更多。只要国家适当提高粮价，在现有农业生产技术条件下，农民完全可以马上扩大种植面积。

另外，农村里还有一批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进城务工的“中坚农民”，他们年富力强，有足够的种植能力和种植意愿，这个群体也能够承担起迅速扩充粮食生产能力的作用。大家要对我们的粮食生产能力有充足的信心。我一直认为，粮食安全，并不是粮食问题，而是农民问题。就是这个道理。

我国一直保持非常高的主粮自给率。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饭碗要端在自己手里。粮食安全事关国家战略安全，这一点上，我们的政策一直是明确的。因此，粮食进口波动并不影响主粮供应安全。这个战略要毫不动摇地继续坚持下去。

前些年有人说应该放弃主粮自给自足，加大进口。显然是书生之见，如今更见其幼稚。无论什么时候，都要牢固树立战略安全意识。一方面，要通过丰富粮食进出口，满足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需求，另一方面，更要坚持底线思维，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

截图来自联合国粮农组织官网

观察者网：因为疫情，全球、区域乃至一国内部物流受阻。最近，Nature发文称，全球粮食供应链正出现中断；甚至有些地方因买卖受阻，出现浪费，而人为屯粮，恐将引发落后贫困地区的粮食安全，这些问题是否如想象得那么重，值得担忧吗，您对此怎么看？

贺雪峰：据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村贫困监测调查统计，2019年末我国农村剩余贫困人口中，东中西三地分别有47万人、181万人和323万人，表明农村剩余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新冠疫情对贫困地区农户带来了一些影响，但影响不是伤筋动骨的，而是在可控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一方面，虽然新冠疫情减少了农民家庭的务工收入，但及时复工复产降低了影响程度。中西部地区农户的家庭收入主要有务工收入和务农收入两部分，其中务工收入占较大比例。据西部深度贫困县2019年贫困县退出第三方评估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19年建档立卡脱贫户家庭收入中，务工收入所占比例是75%到85%。这意味着农民能否获得稳定的务工收入，对农户脱贫的稳定性具有决定性影响，也表明贫困户土地耕种的收入在其家庭收入中占比较小，尤其是在货币化收入上占比更小。只要这些地区的贫困户及时外出务工获取工资性收入，那么疫情对他们收入的影响就可以大为降低。

另一方面，新冠疫情对农业生产影响较小，贫困地区不会出现粮荒现象。农业生产，对农时的要求很严，如果春耕备种不及时，会对农业生产造成一定影响，粮食产量会降低。从调查来看，新冠疫情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主要是对种植大户的影响，比如受疫情防控要求和复工复产影响，农业生产资料购置不够畅通，一些种植大户无法获得及时的务工需求。

在广大中西部贫困地区，农业经济主要还是自给自足的小农户经济，大户种植较少。再加上，湖北以外贫困地区的疫情本身并不重，疫情防控任务较轻，疫情影响的持续时间不长，小农户基本上可以及时进行春耕备种。因此，粮食生产方面受的影响较小，基本上可以满足本地农户自给自足和本地市场的需求。退一步说，即便这些地区粮食产量下降，国家粮库储备充足，根本就不用担心粮食问题，也就不会因粮荒、非理性屯粮而造成粮食危机。

观察者网：从中国来看上述问题，这段时期国内一直在做“助农”活动，其实效果有好有坏，有的人可能因为东西不是很新鲜或价格，出现一些纠纷，当然有的认为这个活动本身就超出一般的买卖行为，您对这些活动持什么看法？您认识或关注的一些基层或农民是否参加此类活动，实际反馈如何？

贺雪峰：“助农”活动一直以来就有，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农村春耕生产和一些农产品销售受到一些影响，各种形式的“助农”活动也就多了起来。这表明各级党委政府、社会各界对“三农”问题的关心，对农民生活，尤其是贫困地区农民的脱贫攻坚非常关注和重视，这是好事情。从调查来看，各地“助农”活动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是电商平台的“爱心助农项目”。电商平台针对某些地区农产品销路难的问题，与当地政府建立合作帮扶关系，以一对一的方式直接对接合作社和农户，从而减少中间销售环节，将中间节省下来的利润留给农户。电商平台通过庞大的用户群、高效的数字化能力和反馈消费者订单的能力，推动合作帮扶农户的确定性收益，让他们放心在农业种植上投入更多的精力，而不需要担心销售问题。电商平台的“助农”活动，在助推一些地区销售滞销的果蔬方面确实起到了很好效果。

二是基层组织成立的“爱心助农志愿队”。基层政府和企事业单位通过不同的形式，组织本单位的党员、干部和职工，到农村开展助农公益活动。比如“助农采摘活动”，帮助农民群众采摘西红柿、收捡核桃等。还有如“春耕爱心助农”公益活动，为贫困户购买农资，解决贫困户的农资短缺问题，减少他们的现金支出，保障他们春耕备耕工作顺利开展。再如“精准扶贫爱心助农”活动，组织党员干部为缺少劳动力的贫困户家庭锄草、育秧、犁地等，切实解决贫困户家庭的燃眉之急。这些活动一方面起到了一定的助农效果，另一方面也是对单位党员干部职工的一种很好的教育形式和联系群众的方式。

三是单位结对帮扶的“助农”活动。这是政府企事业单位针对结对帮扶的贫困县或镇村开展的系列助农活动。主要的助农帮扶的方式包括：工会福利购置帮扶，即单位工会福利主要从结对的贫困县或镇村购置；组织单位职工捐资助学和认领贫困户；组织单位职工购置镇村的扶贫种养殖产品等，如某高校职工承包了某贫困村果园的冬枣果品。

四是志愿者组织的“助农”行动。这也是“助农”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志愿者组织形式多样，既有大学生组织，也有城市公益服务性组织，还有市民自发组织的兴趣爱好小组，助农的形式包括帮助抢收、自购、义卖、宣传、推介、网上销售等。

上述各种形式的“助农”活动，在一定范围、针对具体地区、村镇或农户，确实起达到了一定的帮扶效果。但是，“助农”活动是一种超越市场的买卖行为，之所以会起到帮扶的效果，是因为帮扶方的“义举”并没有计入成本，或者说由帮扶方承担了一定的组织成本。这种成本的担负行为是不可持续的。正因为如此，“助农”活动只能是局部的、个别的、偶然的、间歇性的行为，不是普遍的市场行为，也就不可能惠及大部分农村地区的大部分农户家庭。

我们也不可能指望“助农”活动来解决农产品的销路问题和农民的贫困问题。在业已形成统一的全国农产品市场的条件下，统一的全国市场是将种植农户组织起来的最有效方式，也是农产品流通的最有效方式。“助农”活动最有效的方式不是直接帮助农民生产和销售，而是帮助农民获得信息、连通市场、对接需求。在这方面，电商平台和基层组织可以大有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