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与分裂

《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这部著作完成于1926年，1929年在纽约出版——李约瑟曾经这样评论，这是迄今为止，一切西文中关于中国历史发展方面的最卓越的著作。

《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81年版）

微观经济的核心在交换，宏观经济的核心在交通。在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大国，中央政府的首要功能，就在于协调四面八方。

一个广土众民的大的共同体的基础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冀朝鼎提出了“中国基本经济区”的范畴，他指出，在传统中国那样一种零散的小农经济的条件下，统一的基础、中央集权的基础，就在于中央能够建设并有效控制基本经济区。所谓基本经济区建设，又主要是靠水利与交通的建设达成的，古代中国的统一与中央集权问题，被看成控制这样一种经济区的问题。所谓分裂与割据，一方面在于基本经济区的争夺，另一方面则在于地方建设造成的基本经济区的扩大与转移，占优势的经济区一旦确立，控制了基本经济区的首领，就获得了优越的物质利益而胜过与之竞争的其他集团，最后把国家统一起来。

从中国历史发展来看，秦汉时期，中国的基本经济区在黄河中下游；三国南北朝时期，四川与长江下游逐渐得以开发；隋唐时期，长江流域取得了基本经济区的地位，大运河纵向沟通了南北；元明清三代，除了继承了上述基本经济区外，由于首都离基本经济区太远，遂有开发海河流域、京津冀地区的设想，但这个设想并没有真正得以实施。

古代中国的所谓国家能力，其实就是控制与建设上述基本经济区的能力。所谓“统一”与“分裂”的根源，大抵也在于此。

基本经济区的存在，导致了土地制度与赋税方法的地理差异，影响了中国地区发展的平衡，也造成了生产方式上的区别。在此基础上，土地制度、生产技术、赋税与商业以及高利贷资本发展程度的差异得以形成。

要协调这种自然与经济的差异与不平衡，就需要中央政府的力量，一是维护交通水利的运作与畅通，二是通过财政税收，实行财税之集中，再通过中央财税的分配，以平衡各地方差别——今天，这就叫“中央财政转移支付”。

冀朝鼎的这部杰作，当然是对马克思“亚细亚所有制形式”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同时，冀朝鼎这部著作里面，还包含着一个更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元代以降，中国治理发生的又一重大变化。

因为元代以降，中国的版图极大地扩大了，北方草原文明被纳入进来，元代的治理体系，是从治理草原地区的经验发展而来，明代则进一步有了“海国”的问题，而到了清代，中国的治理体系终于包纳了居国、行国、海国三个方面。这样一来，中国的治理问题，当然就不仅仅是增加对于江南基本经济区的治理能力的问题，王安石以降那个以发展“长三角”经济为核心的问题，则进一步成为魏源所谓如何统合居国、行国、海国之间动态平衡之问题。

换句话说，中国的治理问题不仅是一个立足于长江基本经济区发展经济的问题，更是一个维护包纳以上三种生产方式的治理体系的内部复杂平衡的问题。简而言之，维持这样庞大复杂的治理体系的运行，与增强基本经济区的治理能力，还不是一回事。

今天我们说所谓“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不是一回事的意思，若追本求源，大致而言就在于此。

简而言之，唐宋以来中国治理的问题其实有两个：一个是增加国家的经济财政能力，其核心就是对基本经济区的建设与控制，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简称为“治理能力问题”；另一个，则是维护三种生产方式之间的融合与平衡，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说，这里的关键，就是要处理好“沿海与内地”、中原与边疆之间的关系，《论十大关系》中集中讨论的问题，则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治理体系”的问题。

《人民日报》发表《论十大关系》

从这个角度说，近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并不单纯在于治理能力下降所导致的经济、生产力不发达的问题（实际上，清代的经济总量并不低），而在于治理体系瓦解造成的共同体分裂问题。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那个洞见是完全正确的——控制了中国的基本经济区，并不意味着就能够控制中国。中国长期历史发展的大势，并非是以居国去统治行国和海国，甚至不是以南方去控制北方。恰恰相反，中国发展的大势是以边疆包围中原，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是以北方的治理体系控制南方的经济区，毛泽东的视野超越孙中山、蒋介石，以及那些妄图统治中国的帝国主义者之处，庶几在此。

中国之不平衡，差异在东西南北，美国之不平衡，差异也在东西南北。只不过，中国之差异与不平衡比美国更严重，这就决定了中国比美国更难治理。

因为存在南北差异，美国爆发了南北战争，战争的结果，是形成了更为强大的中央政府，各州必须听命于华盛顿中央。但自立国以来，美国同时还存在东西差别，东部以工商业为主，金融经大西洋与欧洲合为一体，“二战”后在军事上与北约重合，而美国西部今天以高科技和农业为主，亚洲和美洲移民众多，与亚洲的联系十分紧密，如今加州是美国税收的大户——美国的战略要害是在东还是在西，这决定了美国的国策。

同样地，中国的发展是向东还是向西，如何协调南北东西，这是中国中央政府必须考虑的“千年大计”。倚重东南，这是宋代以来江南基本经济区开放发展的结果，而这个问题，到近代则发生了变化。因为帝国主义要控制的，恰恰也是上述中国的基本经济区，而且是从海洋方向进行控制，反过来说，就是清王朝控制海国的失败，导致了与海国密切联系的基本经济区治理的失败。正是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了上述基本经济区的瓦解，导致了中国国家能力的衰败和中央集权的崩溃。因此，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企图重新控制中国基本经济区的政权，都不能不受帝国主义势力的控制，欲以此为基础建立中央政权，既必须与帝国主义结盟，又必须与买办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结盟，这就只能走“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条路走到黑，高度不平衡的结果是共同体的分裂。

持同样看法的人，就是钱穆。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理与人物》里说：“今天中国，全为西方商业吸引，大家都跑向海边。但一到海边，便没有什么地方可走，粤人便向南洋海外跑，这亦是一种开创精神，对国内经济并有甚大助益。但究竟在外国境，非自己的殖民地，政府不能好好养护培植，如是则不免把民族精力浪掷了，许多天生的人才也白费了。”[1]

那么，在基本经济区被从海洋方向控制的条件下，中国重新恢复国家能力的立足点，究竟何在呢？

中国为什么需要共产党？为什么共产党是中国的领导核心？

因为中国发展极端不平衡，要避国家分裂，就需要一个大公无私的强大力量，以协调四面八方。

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所谓领导，首先是协调，手心手背，都是肉，所以，当家难。

毛泽东在会见尼克松时说，《红楼梦》里讲，大有大的难处啊！

尼克松深以为然。

参考文献：

[1] 钱穆《中国历史精神》，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116页。

《风起陕甘宁》

韩毓海 著，2023年11月，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