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美国杜克大学的哈特和意大利的无政府主义者尼格里写过一本畅销的思想著作，叫作《帝国》。这本书中有个重要观点，值得我们今天再思考。他们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三个特点：一是资本在一个狭小的城市空间里的高度集中；二是打零工的劳动者的高度流动性；三是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特别是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应急管理体系，在全面私有化过程中被摧毁。这三个特征，决定了发达资本主义治理体系的高度脆弱性，也决定了一旦发生疫情，病毒必然会在发达资本主义的核心区爆发，更决定了发达资本主义治理体系，难以控制、应对病毒的蔓延。

我们当然要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但这次疫情更让我们清醒地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发达和不发达的资本主义体制相比，具有根本的优势，对比《帝国》里的描述，我们起码可以看到如下两个巨大优势：

第一个优势就是：作为农民工输出地和返乡地的广大农村基层组织，具有强大的应急和管理能力，各地能把返乡的农民工有序安排管理，现在又有序安排他们复工。正因为农村基层组织的防控处理得非常好，就防止了疫情在广大农村地区的蔓延。我们小时候是看着《地雷战》《地道战》《春苗》这些电影长大的，知道我们的村支书是干什么的，知道农村基层组织的作用，今天看来，这个在长期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确立的制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是我们制度的一个伟大的优势。

第二个优势就是：我们的公立医院体系依然很强大，特别是有些省，比较好地顶住了“社会办医”、把公立医院私有化的浪潮。比如说辽宁省，过去也被人批评，说他们没有把医疗服务导向转变为资本导向。但是这一次，辽宁省往武汉派出的医疗队，在全国居第三位，辽宁在“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中感人的突出表现，已经回答了什么叫制度的优势。 

《中国青年》：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当前社会治理中还存在一些短板、弱项和漏洞，我们应该吸取什么经验教训？

韩毓海：总体来说，我们的应对是非常好的，但同时应该看到：由于长期和平发展，我们缺乏进入战时状态的准备和经验，加上疫情猝不及防，我们有些部门没有打阻击战的经验，这就出现了等待、观望、犹疑，乃至矛盾上交的问题。这表明：太平官是要不得的，有些同志有文化、懂经济，但是，如果没有阻击战的经验，一脑门子和平发展，脑袋里依旧还是把经济数字的增长视为一切，以经济专家自居，听不进不同意见，一旦遇到重大问题，往往就会手足无措、贻误战机，使整个战役陷入被动。

我们的治理机制，总体来说是在和平发展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如果用一个和平发展的机制来应对突发危机，就会出现问题。“国虽大，忘战必危”，这次建立了战时机制，把我们的干部放在战时去考验，这是一次演习。

在医疗卫生体系上，我们看到了白求恩精神的作用，看到了公立医院的作用。我们更应该深刻认识到：不能一概用市场机制去改革我们的医疗体系。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不是物质刺激就能产生的，却会被逐利的导向所摧毁。因此，我们应该对市场导向、逐利导向的医改道路进行反思，如果不反思，我们怎么对得起那些舍生忘死的白衣战士？

我们看到了防疫体系是一个重大薄弱环节，认识到应该开展全民爱国卫生运动，建立防疫队伍，培养防疫人才，深感要重视中医药的作用。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屠呦呦在接受诺贝尔奖时所引用毛主席的那句话的意义——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

《中国青年》：在此次疫情防控中，从医务工作者、基层干部、社区工作者、公安民警、青年突击队到青年志愿者，从国内到海外，以90后为主体的年轻一代始终冲锋在前、无私奉献。这类重大突发事件，对青年成长的意义是什么？

韩毓海：总体来说，今天的90后、00后，在面对这次疫情中的表现已经充分证明：他们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可靠接班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可靠接班人。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大有希望。

《中国青年》：在对这次疫情的报道中，我们如何讲好中国英雄的故事？

韩毓海：“故事”是由时间、地点和人物构成的。我们讲的是中国故事，不是中国概念，离开了时间、地点和人物，离开了对具体人物内心的深刻呈现与挖掘，只是从概念到概念，甚至沦为标语口号，这当然不是讲好中国故事。

但是，我不赞成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看作宏大叙事，更不赞成用所谓个人叙事、小叙事去解构宏大叙事这种做法。

有人说，国家和集体都是宏大的叙事，只有个人才是真实的。这种说法在有些皮毛知识的人那里很流行，也有一点欺骗性。但是，它在逻辑上是混乱的。最简单地说，一切语言都不是个人的，当今世界上的一切语言都是民族国家的产物，语言是公共的，你用现代汉语在发议论，这本身就是在运用民族的、国家的东西，民族和国家无处不在，起码它就存在在语言里。因此，你怎么能说——国家、民族是个虚构的宏大叙事呢？

还有一种说法是：“公意”这种东西不存在，因此，建立在“公意”基础上的“人民”也是一个虚构，是宏大叙事；具体存在的只有个人，没有“人民”。这也是一种逻辑上的似是而非。比如，今天你不戴口罩四处乱跑，扎堆聚集，这是不允许的。当然也可能有人说，你强制我戴口罩，不允许我扎堆聚集，是危害了我的人身自由。

但是，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说：我代表人民、代表公意强制你，这恰恰是为了保护你的自由。这就好比，现在要剥夺你在疫情期间不戴口罩的自由，恰恰是为了保护你的自由。而这就叫人民民主，这就是“公意”的体现，这就是人民的意志的体现。

这次疫情，可以促使我们反思一些流行的思想谬误，有助于廓清思想上的混乱。所以，我最近总是劝我的学生，在疫情期间，要结合现实，把一些过去没读懂的经典好好读读，如果读书不结合现实，不开动脑筋去深入地独立思考，就很容易在思想上被人忽悠。

《中国青年》：在此次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出现了不少谣言，一些自媒体以流量为导向，甚至有些主流媒体也发布了不实报道，让一些群众对疫情披露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此外，还有的说，主流媒体对疫情的报道不如一些自媒体上发的好看。对这些现象，应如何看待？

韩毓海：对于谣言，一是说明国内外都有坏人、有唯恐天下不乱的人，对这些少数人，我们要精准鉴别、精准打击、敢于斗争。

另一方面，要对谣言与不同意见做出区别。1957年，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过，人生点病，有利于提高免疫力。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放出来才知道，要相信我们的人民群众是好的，是有鉴别力的。

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曾经引用马克思的话说：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总书记强调，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讲，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问题暴露出来，是好事，不是坏事。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些不同的意见，让它发表出来，可以促使我们思考，促使我们更好的解决问题。

1978年12月，邓小平同志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重要文献里说过，对于谣言和各种小道消息，一个是要打击，另一个也要反思，反思我们自己是不是禁区、禁忌太多了，条条框框太多了。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这样伟大的人民，是谁也不能撼动的，我们应该有这个自信。而不能听取不同意见，这是虚弱的表现。

反过来说，我们这个国家要很好地发展，就一定要使人民开动脑筋，勇于思考、勇于建言建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的时候反复讲过的。小平同志还说过一段著名的话：“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我认为，小平同志的话，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具有长期的指导意义。

（本文原载“中国青年杂志”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