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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观察者网 小婷】

初次分配，如何兼顾效率和公平

观察者网：我国目前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反映了劳动要素是各种生产要素中最受重视的部分。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的收入主要遵循市场原则。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益？我们也知道近年来，大家对996、加班文化多有抨击。在您看来，我们目前在初次分配中还存在哪些问题？

寒竹：第一，正如你所说，中国的《劳动法》其实并没有完完全全落实下去，劳动者并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保障。996严格说来是和劳动法相抵触的。劳动法规定，工人加班每天不能超过3个小时，一个月不能超过36个小时，但是实际上超过了加班时间的情况大有所在。我们目前采取每天8小时、每周40小时的工作制度，这个制度在很多地方并没有真正地落实。

事实上，按时间单位计算，中国的人工工资要低于我们目前所理解的市场上的工资。举个例子，一个员工的正式工资是一个月3000块钱，但是企业会告诉他，你每个月可以拿到6000，但你需要加班。很多人会想一个月挣6000还不错，但实际上其中3000是需要加班加出来的。

劳工的总收入提高了，他就很少去计算自己到底多加了多少班。在这种情况下，加班成了很多企业的常态。甚至很多企业是员工为了多挣钱主动要去加班，因为不加班工资就会很低，只有加班才能挣够钱。企业把强迫加班美化成劳工主动提出来的，好像是员工自己要加班，以此来回避企业的责任。实际上员工之所以有加班需求，是因为企业压低了工资。如果不加班也能挣到比较体面的工资，员工就不会想去加班了。所以我觉得在全面落实劳动法、确定最低工资和劳动保障方面，力度还有待加大。

因为基本工资低，工人不得不通过加班来获得高收入（视频截图）

第二，国有企业在生产过程当中应当体现出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为什么说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企业？这个问题确实很难简单回答，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因为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所以由社会主义国家出资的企业都是社会主义企业。但是按照这种观点，因为国有企业是国家所投资的，换句话，其投资方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它自然是社会主义企业。

其实严格来说，这个说法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因为这种观点是用上层建筑来决定经济基础，而且也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不能说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相反，是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如果按照刚才那种逻辑，新中国从1949年建立就应该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我们是在1956年完成三大改造之后，农村实现了合作化，城市工商业实现了公私合营，农村和城市的经济单位具有了社会主义性质，中国才宣称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改革开放以前，我们说工人阶级是企业的主人，比如有职代会等等，但这个东西很难落实，也做了很多尝试，鞍钢宪法、工人参与管理等。但现在的国有企业，除了是国家出资的以外，整个生产与经营过程严格来说与私人企业没有太大区别。现在的用工制度，基本上不外乎直接雇佣、劳务派遣、劳务外包三种形式。国有企业通过改制，多采取后两种方式，这就造成了心理认知上的改变：现在很少有国有企业的工人会说我是这个企业的主人，他们与企业之间就是简单的雇佣关系。

这里就涉及到初次分配的问题。很多企业通过劳务外包的方式，外包以后再外包，层层外包，最后把劳工的收入压得很低。这或许无可厚非，因为是和市场挂钩的，但是企业同时也把应当承担的责任，比如劳动保障、最低工资等都给推卸掉了。所有的劳务派遣和劳务外包，按照行内的话来说，目的是规避风险。所谓的规避风险，就是规避责任。在一些基建行业的国企，有的甚至只有管理层，没有工人，或很少工人，生产过程基本是外包出去。

国企要体现社会主义性质，社会要追求公共富裕，就要全面落实《劳动法》，进一步缩小三种用工方式的收入差距，要体现出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提供劳动保障，不能够把劳务外包或者劳务派遣变成一种变相的推卸责任的方式。

观察者网：这里就涉及到我们在初次分配中经常会提到的“效率和公平”问题。以往社会生产会更看中效率，甚至认为追求公平可能会降低整个社会的活力和动力，进而降低效率，该如何平衡两者的关系？

寒竹：我们首先要做到的是在直接雇佣、劳务派遣、劳务外包三种形式之间遵循公平的原则，减少造成三者之间的差异。比如现在编制内员工拥有很多福利，这种福利实际上可以转化为收入的一部分，导致编制内外有一定差距，这之间的差距应该越来越小，否则就会导致底层劳工利益受损。

我觉得特别要注意一点，就是要保障2亿多农民工的基本权益，这是最重要的。因为农民工的要求比较低，经常会被用工方通过劳务派遣、劳务外包的形式，变相取消或减少其享受劳动保障的权益。我们一定不能够用这种方式来对待农民工，层层外包这种用工方式一定要有法律规范，不管是国企还是民企，都不能推卸自己应该履行的责任。

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工，他们的基本权益应该得到有效保障。图片来源：新华网

观察者网：但资本是逐利的，想通过企业的自我调节来达到效率和公平的均衡其实很难。从企业和国家两个层面来看，能够做些什么？

寒竹：公平和效率之间的掌握和平衡，行为主体还是企业。企业要想提高效率和竞争力，应该把工作重心放在科技创新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企业应该研究怎么通过科技创新，而不是只通过降低劳动成本来形成市场竞争力。当然效率和公平两者都需要，但在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有个主次之分。即便放到全世界都是这样，科技创新、技术突破才是提高生产力的主要因素，如果只是不断降低劳动成本的话，企业也无法升级发展。

在第一次分配上，政府能够做的也有限，因为归根到底我们现在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于是在公平与效率之间，我们很多时候会不由自主地倾向于效率。从国家层面来看，应该更多采取政策措施来鼓励企业的创新，现在也在做这件事，包括对创新行为在税收方面进行减免等等。同时，政府也要发挥托底作用，应该划清红线，不能牺牲劳动者的权益。

总体来讲，在进行第一次分配时要兼顾我们的国情，我们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兼顾效率。但仅凭第一次分配不可能真正改变贫富悬殊的问题，因为按照目前我们这种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营方式共同发展的经济格局，按照我们目前追求效率的特点，贫富差距难免会加大，所以我们才要进行第二次分配。

再分配，税收制度的改革是关键

观察者网：再分配由政府主导，主要是通过税收来缩小贫富差距。目前我国在税收制度方面还存在哪些问题？如何发挥税收的调解作用？

寒竹：第二次分配跟第一次分配的最低工资、劳动保障一样，是制度性、强制性的。但我认为中国之所以不断要讲缩小贫富差距，因为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到今天为止贫富差距还是很大，甚至要大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和北欧等国家相比，我们的贫富差距更大，这显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有的现象。原因在哪里？就在于第二次分配做得不够好，而根本原因则在于我国的税收制度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