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寒竹】

100年前，遭遇列强入侵的中国正处于危亡之际，国运跌落到三千年未有之低谷。历史向中华民族提出了三个根本性问题：

1. 中国应当如何救亡图存？如何才能完成现代建国？救亡图存是当时中国的志士仁人的共识，但对如何救亡则众说纷纭。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唯有动员劳工大众进行社会革命才能挽狂澜于既倒，才能救亡图存，才能完成现代建国。二十世纪中叶，古老的中国以社会革命的方式完成了现代建国。

2. 中国应当如何完成制度建构？中国应当走向何方？1949年建国后，中国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事关中国命运的根本性问题。在这个历史时刻，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确定了中国的发展道路。

3. 中国如何才能完成现代化转型以实现民族复兴？1979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工作重心的转移，以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新姿态走出了一条世界上从未有过的现代化之路。经过四十年的经济腾飞，中国已经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展望未来，中国离民族复兴的梦想已经如此之接近。

现在的枝，花开在未来，而根在过去。中国共产党一百年的发展虽然经历了三个大的历史阶段，每个阶段的工作重心和任务也有所不同，但百年历史却有一以贯之的初心和理想，三个不同发展阶段之间也有着相互连接的历史逻辑。在实现民族复兴的进程中，坚持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前建党时的初心，深刻认识和理解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逻辑显得尤为重要。

一、以社会革命完成现代建国

中国近代史通常被认为始于1840年，因为从鸦片战争战败后，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和主要矛盾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开始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但从宏观历史的发展看，中国近代109年的历史可以说是从古老的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华民族通过几代人的牺牲，最终在1949年完成了现代建国。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以碑文和浮雕的形式，铭刻了中华民族在近代的英勇历史。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中国在鸦片战争中遭遇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这个时候起，如何救亡图存，如何把古老的中国社会转变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强国，成了当时先进中国人思考的首要问题。

从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林则徐、魏源到追求“船坚炮利”和机器生产的洋务运动；从提倡政治改良的戊戌变法到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所有的这些努力和奋斗尽管也取得了相当的进步，但都没有解决救亡图存和建立现代国家的根本问题。

从1840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这个亚洲最早的共和国仍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境地，仍然面临着亡国的危机。历史严峻地拷问当时先进的中国人：为什么追求船坚炮利的洋务运动无法救国，无法完成中国社会的工业化？为什么政治改良和政治革命也不能建立起现代国家？如果所有这些努力过的方式都无法解救中国于危亡之中，那么中国的救亡之路究竟在何方？中国如何才能成为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现代国家？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成立于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条新的救亡之路和现代建国之路，这就是社会革命。

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对当时的中国国情作出了深刻分析，指出了中国的发展方向。当中国在19世纪后半叶遭遇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欺侮时，正是处于清王朝的衰败期，整个中国的上层统治集团已经腐朽糜烂而无力承担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无论是追求船坚炮利和机器生产的自强运动，还是改良革新的戊戌变法，都无法给腐朽的清王朝注入新的生命力，都无法挽救清王朝的衰败与灭亡。

辛亥革命虽然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中国社会的上层建筑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只是国家政权从爱新觉罗家族手中转移到新的军阀和权贵手中，中央王朝的权力被地方军阀、权贵所分割，占人口90%以上的社会大众仍然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的状态。

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各种救亡运动都没有触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有的经济基础。中国经济关系的买办性、依附性和官僚性，仍然是制约中国社会发展最基础的因素。腐朽落后的经济结构决定了无论是官僚集团的自强运动还是政治改良和政治革命，都无法改变中国社会的基本面貌，中国也因此无法跨进现代社会的门槛。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日就提出，中国唯有动员社会劳苦大众进行自下而上的社会革命，变革土地制度，摧毁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推翻腐朽糜烂的上层统治集团，才有可能完成救亡图存的任务，才有可能建立起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这样一来，社会革命的主力军历史地落在工农大众的肩上。

但是，在当时的中国进行社会革命并非易事。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7月成立时，全国大约有50位共产党员，有13位代表出席第一次代表大会。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人数非常之少，基本上都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

6月3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内拍摄的“伟大的开端”主题雕塑。图片来源：新华网

另一方面，民国初年的中国，文盲率高达90%以上。普通民众，尤其是工农大众既不懂得革命解放的基本道理，也不理解民族、阶级和国家等现代概念，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更是茫然不知。所以，在当时的中国，尽管各种社会矛盾非常尖锐，但要发动社会大众推翻上层腐朽统治集团的社会革命非常艰难。中国共产党首先要用最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向劳工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最基本的革命原理，教育民众，动员民众，发展中共党员，让工农大众成为觉醒的阶级和社会革命的主力军。这就是说，中国需要社会革命来打碎旧社会，建立新中国；而社会革命的首要任务是革命者对广大劳工大众进行启蒙和动员。

上个世纪八十年中叶，有学者提出过“救亡压倒启蒙”的说法，意思是说，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不断遭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欺侮，救亡图存成了压倒一切的主题。而启蒙运动应当普及的自由、民主、法治和理性，则被挤到一旁而被忽略了。这种“救亡压倒了启蒙”的说法曾经一度在中国知识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其实，“救亡压倒了启蒙”说法有相当大的问题。这种说法简单地把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作为所有启蒙的普遍范式，并凭借这种普遍范式来审视中国二十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在中国社会的传播和普及。实际上二者相差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