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政府层面，6月11日，德国总理默茨在联邦议院表态，称如果其他国家“不遵守共同规则，我们不能也不会袖手旁观”。而在19日的欧盟峰会上，他甚至鼓吹效仿41年前的美国，逼迫中国签一份“新广场协议”。默茨政府支持欧盟对华采取强硬贸易举措的态度显而易见。不过，路透社有报道称，德国汽车产业担心因此与中国发生贸易摩擦，大众、奔驰、宝马等担心此举会招致中国反制；与此同时，钢铁、制药等领域企业则更倾向于支持欧盟强硬立场。

你观察到的德国企业界真实态度是什么？默茨的表态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德国企业的利益？

冈特·舒赫：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家必须言辞强硬。“我们是好人，我们管教坏人”作为政治的核心修辞手法，与政治本身一样古老。我曾在观察者网和其他地方多次指出，总体而言，目前相对新兴的中国在维护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方面所做的工作，与其发明者美国竭尽全力破坏它所做的工作一样多，而欧洲则希望确保互惠对等的适用和贸易战前的全球化。

德国总理默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新闻发布会。 资料图：新华社

但欧洲也从中国学到了东西。与以往不同，我们现在为我们庞大而富裕的消费者、人才库、企业知识产权等市场准入设定价格。中国几十年来打了一手好牌，我们注意到了。现在我们越来越多地限制核心技术的准入、征收关税、要求本地含量和技术转让等。

其中，关税有些特殊，我们某种程度上不得不提高它们，因为在美国引发的贸易战（美国对华、美国对欧）中，欧盟不能是唯一保持无壁垒的参与者，否则我们会吸引所有过剩商品倾销到我们的市场，这将彻底终结我们的工业基础。但我们试图将其维持在较低水平，并对相互取消关税持开放态度，并且更愿意像以前一样，在全球化经济中的公平竞争环境下竞争。

德国企业对政治家表态的态度，始终必须从政策优先事项对特定行业部门有多大益处这一视角来看待。汽车行业是全球最全球化的行业之一，拥有最复杂的供应链，因此它最关心减少任何跨境摩擦，并通过竞争或合作来销售更多、更好的汽车。汽车行业更想要的是监管和规划的确定性。建设工厂耗资数十亿，耗时数年，收回成本更需多年。最糟糕的是政策的不断反复，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在这方面树立了新的“全球标杆”。但即使我们自己的德国或欧洲政治家在关税、排放标准或电动汽车补贴方面“过度折腾”，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不受欢迎的事情，无论政治家想朝哪个方向调整。

再说一次，监管不稳定和官僚主义越权对德国企业的伤害，可能大于与世界级竞争对手“硬碰硬”竞争。德国工业一直坚持以出口为导向，这意味着它在全球舞台上具有竞争力。与最强者竞争通常是健康的，人为的保护主义措施长期会导致僵化和失败。企业通常比专注于国内事务的政治家更清楚这一点。

观察者网：从在中国市场的表现来看，尽管贸易摩擦持续升温，今年3月巴斯夫仍在广东湛江落成其史上规模最大的87亿欧元投资项目，博世则关停德国工厂、部分产能转移至中国。而就在6月12日，“投资中国”德国企业圆桌会在杜塞尔多夫举行；6月13日“出口中国”德国专场活动在柏林举办。与此同时，大众旗下斯柯达宣布年中退出中国市场。

德国企业到底是在“加仓中国”还是“逐步撤退”？你的咨询业务中，客户的需求最近更偏向哪个方向？

冈特·舒赫：我的咨询业务规模太小，因此无法给出具有代表性的答案。但我在自己的客户群中实际观察到的是：西方公司目前对任何重大决策都持谨慎态度。它们试图在世界各个地区——无论是美国、欧盟还是中国——对冲风险。像巴斯夫那样的项目可能酝酿了十年之久，一旦项目进入高速推进阶段，就不再有回头路可走。也就是说，不要过度解读现在落成与当前投资环境的关系，那就像把奥巴马政策的成果归功于特朗普一样。

这是2025年12月11日拍摄的巴斯夫（广东）一体化基地航拍全景。 资料图：新华社

我自己的西方客户正在积极为潜在的新分裂做准备。如果中国市场之前微不足道，他们可能会撤出；如果它是他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几乎是所有德国客户的默认情况），那么他们就会寻找应急方案。例如，如果产品内部的电子元件或软件在两地被相互禁止，如何确保其产品能在美国/欧洲和中国同时运行？这可能导致两个产品系列，他们当然不喜欢额外增加的研发支出，但在撤出之前，仍会将此视为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

我感受到的最强烈趋势实际上是，中国企业比以前更积极地向世界、特别是向德国寻求合作伙伴。这在贸易统计数据中可能看不出来，因为没有什么大型交易，但在我之前提到的高科技利基领域，这是我观察到的现象。这似乎由两个动机驱动：

一是，中国国内竞争激烈，中国企业发现它们能很好地抗衡外国品牌，而大多数麻烦来自中国同行，那么为什么不尝试在全球舞台上竞争呢？虽然这是事实，但应对异质的西方世界的现实比这要困难一些。

另一个动机是它们希望对冲更广泛的风险。我们已经看到全球紧张局势如何导致制裁等，单个公司只是那个更大棋局中的一颗棋子，但它们希望通过在欧洲也拥有工厂和研发中心等来增强灵活性，以应对与中国可能出现的进出口限制。

观察者网：那从你的经验和观察来看，中欧贸易紧张局面接下来最可能的演变路径是什么？

冈特·舒赫：为了帮助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将思维提升一个层次，看看全球贸易与合作在结构上的最终结局可能是什么，而不只是讨论那些可能本身就不一致、更谈不上是一个连贯计划组成部分的单一政策措施。

对此，我遵循“极端情况决定手段”的思路：我故意夸大其词，是为了有一个框架来思考政策建议和替代方案。我提出的是更多好问题而非给出答案，因为我认为即使最聪明、最有权势的人，也未必能真正完全想通这些问题。

我们所看到的是19世纪西方经济理论与21世纪大陆国家现实之间的根本性碰撞。

大卫·李嘉图（1772-1823）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每个国家都专业化生产自己最擅长（比别人更好）的产品并以此进行贸易、从中获益，同时从别国购买自己无法生产或成本较高的产品。每个人都受益，这是全球化的根本基石。

现在必须提出几点疑问：

在一个经济主导因素不再像李嘉图时代那样主要是气候和土壤（例如葡萄牙与英国之间的羊毛与葡萄酒贸易），而是由更平坦的竞争环境、以指数级和网络化系统（如大规模制造、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特征，主要由资本驱动，且资本以光速在全球流动的世界里：天然的国家级比较优势本身是否还存在？抑或这更像一场竞赛，赢家通吃？

我们可以列举中国的许多优势，但欧洲的优势究竟是什么？我们是否像某些人建议的那样，只会沦为度假胜地和博物馆式的旅游目的地？还有什么能够被挽救和主张？一些复古奢侈品和商品就足够了吗？当法拉利不再是世界上最令人兴奋的汽车之一时，它们难道不会失去光泽吗？

人们在法国戛纳海边消暑。 资料图：新华社

如果对未来技术而言，世界越来越趋向“赢家通吃”，例如中美人工智能竞赛使我们倾向于相信的那样，我们难道不是更想回到几个独立的竞争领域（一个多极世界，各极之间存在显著摩擦）吗？我这里仅做介绍，数年来西方社会的潜在暗流正是如此：如果中国在我们自己的游戏中击败了我们，那么是时候改变游戏规则，或将中国排除在游戏之外，或建立独立的牌桌，以免我们被对方打扰。但如果我们已经不再足够强大到能改变规则，而排除也行不通，因为我们已过度依赖了呢？美国曾试图逆转，结果却在经济上遇到了稀土等壁垒，现在甚至在伊朗遇到了军事上的困境？

建立独立牌桌是美国现任政府的想法，但可能需要数十年（在欧洲不少人看来，这类转变中速度最快的恰恰是中国自身，也花了几十年）。那么，我们如何应对一个事实上正越来越多地制定游戏规则的中国呢？

我想从另一方做一个思想实验：如果竞争和我们经济秩序重塑的“赢家”（假设是中国，以推演这个思想实验）真的出现了，那会发生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