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个人看来，这种相互不信任只会因为持续性的贸易战“脱钩”论调而加剧：双方对彼此的耐心甚至比以前更少了。

西方管理者总是不愿意永久地移居中国，因而失去了学习语言和发展深度且可信任的人际关系的可能性。尽管大多数德国人出于对特朗普主义的反感，心里也会掂量一下，但特朗普政府持续不断指责中国，终究进一步加剧了不信任感。在拜登的领导下，这种情况可能会改变，德国的对华鹰派已经在磨刀霍霍了，他们意识到德国人将更倾向于拜登领导的“遏制中国”。

在公司层面上，我们确实收到了一些咨询，要求我们分析某些公司将工作岗位和附加值从亚洲转移到美国的代价。

中国企业越来越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反面来看，这也意味着中国国内竞争加剧，需要打入全球市场，这将带来全新的复杂性。此时此刻，我们有时会参与并购——中国投资者通常会并购西方公司。

我们参与了一系列收购，最终，德国方面的恐惧被证实并没有出现：中国方面没有将所有知识产权转移到中国，也没有在德国关停公司，而是对这些网点和人员进行了投资，有时甚至还拯救了德国公司，虽然确实有例外情况存在。

在最好的情况下，会出现跨国公司，它们在两个地区都设有办事处，并实行混合管理。在那个世界里，起源地在哪里越来越不重要了。

这种趋势能否持续下去，还取决于美国的政策。我们刚刚看到一个日本公司是如何因迫于美国的压力而减少对中国的销售，从而导致严重的业绩下滑：它家的机器用于电子制造业，而美国为阻碍中国的进步，甚至愿意霸凌盟友。

参与俄罗斯-欧洲天然气管道项目的德国企业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停止建设或投资，否则美国将在自己领土之外用美国法律对付你们”。

在那一点上，决策取决于对经济实力的考虑，而这可能是双向的：在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之前，美国向澳大利亚等潜在签署国施压，让它们在繁荣和保护之间做出选择，澳大利亚选择了繁荣，签署了RCEP；但是如果经济利益不够大，比如德国在伊朗的经济利益，这些公司就会选择向美屈服，即使收到政府不让这么做的威胁。因此俄罗斯输油管道的投资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持观望态度。

信念还是要有的

RCEP或“一带一路”的参与实例表明，中国最有可能达到质变的临界值（critical mass）。在我看来，繁荣和安全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正相关的。

这确实可能导致IT业和电信业版图巴尔干化，就像如今已分裂割据的互联网世界一样。作为一家中国团队和欧洲团队每天都紧密合作的公司，我们知道这会有多痛苦，但这并不是无法克服的。这只会增加大量的交易成本，而这情况在西方国家之间乃至国家内部也都会发生。

不过，那些在个人信任层面上成功合作的人不会屈服于这种技术障碍，最终，他们会拥有一个成功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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