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意志主义者和财政保守派

自由意志主义者想让国家政府尽可能的精简，从而给个人最大的自由。但目前各国政府都背上了巨大的新增债务，要未来几代人慢慢偿还。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填补经济漏洞，认为防控措施比疫情本身的负面影响更大。他们也担心政府防控措施会使社会主义乘虚而入。

在新冠疫情爆发前，世界各国已经累积了很多债务，理论上讲几乎不可能避免货币和主权债务危机。现在，人们可以很轻易地把政府不负责任的政策推在新冠防疫措施上。对他们来说，怎么能放过借危机大做文章的机会？机不可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自由意志主义者希望个人承担更大的责任。德国政治在这里犯了个巨大的错误，这是联邦结构固有的问题。举个封禁期间的例子：在某个州10个人可以合法集会，旁边不远另一个州门槛却是5000人。

不要问我到底多少人才合理。问题关键在于，如果街这头的人比那头的人享受的权利大500倍，人群就难以管制。你需要手机应用才能准确知道你在某个地方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而且政策还一直在变动，这还怎么让人把它当回事？

许多公民认为当前的防控措施要么过于严格，要么没有效果，或者副作用太大。

但还有一个要点——

政府对防控措施给出了解释，最核心的理由是“压平曲线”：从统计角度来说，我们最多可以承受每日新增8万个病例，再多就会产生医疗挤兑现象。而第一波疫情每日新增确诊峰值是7000人，之后回落到500人，为此似乎可以说：我们已经达到了目标而且留出了较大的余地。所以该放松了！

我们的政治家没有放松，也没有对新策略作出阐述和解释。疫情传播就像指数方程，一不留神就可能失控，这道理我懂，但张三李四可能会觉得被政府忽悠了。

口罩问题也是同样的道理：当初一罩难求的时候，人们被告知口罩根本没什么用，结果现在政府又划定了一些区域，对戴口罩有强制性要求。

政府和民众之间糟糕的沟通，可能是导致阴谋论盛行的最大原因。

一些组织和个人很聪明地利用了人们忧虑不安的感受，来达到一些另外的目的。

游行现场（资料图/英国《卫报》）

经验教训：

决策者采取什么行动都应给出解释。如果他们改变了想法，对信息有了更全面的掌握，就应该对变动加以解释，说清楚现在掌握了什么情况是过去所不掌握的。

如果不这样做，政府行为的前后矛盾之处和官民之间的信息鸿沟就会被阴谋论者利用。

政策不光要前后连贯，还要各地方一碗水端平；地方利己主义应该让位于更高利益。

几十年来，我们的政治一直强调保障个人权利。许多情况下这样做挺好。但在大流行病之类的危机面前，这往往会造成恶果。赋予自由比剥夺自由容易得多。政府不能对大众在了解情况之后做出可靠判断的能力抱有太大的指望。

现在轮到你把线索拼到一起了，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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